陈良:乾隆时期书生议政往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1 次 更新时间:2019-04-15 09:27:10

陈良  

乾隆时期书生议政往事

  

        乾隆皇帝庙号高宗,是满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清史稿》评价: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於斯为盛。学界称赞,他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盛世其实是“饥饿的盛世”。究竟那是什么盛世,本文不做评论,只是讲述那时几个书生的境遇,以窥见盛世之一斑。

        刘震宇,江西抚州金谿人,中秀才后屡试不第,学历一直定格为生员。那时候,没有取得更高学历(举人、进士),就不能进入仕途。不过,刘震宇凭生员资格做了塾师,以教书为业。

   教书虽能维生,刘震宇却不安分,自以为才高八斗,迟早要出人头地。教书之余,他发奋著述,写出一部《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乾隆六年(1741年),他拿出平生积蓄,再东拼西凑,把一大摞稿子刻印成书。书出来了,他赶紧赠送友人。友人当面给予好评,令他颇为惬意,但并不满足。毕竟友人都是穷秀才,他们再怎么力挺也无济于事。

   顾名思义,《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就是佐理帝王治国平天下,不仅有益于一时一世,而且千秋万代都管用。如此巨著,最好是帝王亲自阅读,方能发挥其作用。然而,皇帝高高在上并远在京城,穷乡僻壤的书生哪能面圣?无奈,刘震宇只好把书呈送给抚州知府。知府为之点赞,刘震宇欢欣鼓舞,又斗胆呈献江西巡抚塞楞额;巡抚大人批示嘉奖,刘震宇欣喜若狂,恳请巡抚大人将书进呈当今圣上,但被拒绝。刘震宇一时心灰意冷,感觉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但他仍不死心,时常揣着《治平新策》出游,以期遇到知音。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九月一天,刘震宇到了湖南长沙,见街上张贴缉拿土匪马朝柱的告示,想到自己书中写过缉匪之法,顿觉英雄有用武之地。次日,他打听到湖南布政使周人骥在考试武闱技勇,就直奔试场求见周人骥。卫士予以阻拦,他声言自己有缉捕马朝柱办法,并出示《治平新策》为证。卫士把刘震宇的话与书转给周人骥,周人骥翻了翻书,下令扣留审讯。刘震宇满怀希望而来,却不知等待他的是无望之灾。湖南巡抚范时绶在周人骥初审后进行复审,仔细审读那本书,竟然发现一些纰漏:书中除了引用朱注(朱熹的《四书集注》)有误,请贬关圣封号祀典、更改衣服制度等等,亦显狂妄不经。大清法律规定,书生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黜革以违制论。据此,范时绶做出如下判决:将刘震宇遣返原籍,革除生员并终身禁锢,不得出境滋事,所刊的书及底版追缴销毁。

   除了出书与献策,刘震宇没做出格的事情。范时绶满以为如此处理足够严厉,于是将案情上奏朝廷,并将《治平新策》进呈御览。殊不知,乾隆皇帝对范时绶的办理极不满意,训斥他“所办不知大义”。一怒之下,乾隆皇帝亲笔拟写谕旨:“刘震宇身为生员,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将该犯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销毁。”

   刘震宇已是古稀老人,原想以毕生心血写成的书作进身之阶,获得一些实惠。没想到,此书给他带来杀身之祸。除了刘震宇被处死,范时绶由于办案不妥,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已故江西巡抚塞楞额曾经表扬过刘震宇,遭到乾隆皇帝的呵斥:“若此时尚在,必将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塞楞额幸好死得早,否则也要遭受重刑。

   吴英,广西浔州府平南县生员,其人生轨迹与刘震宇相似,科场屡屡失利,只好做乡村塾师,靠训蒙度日。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理想无非是进入体制内做官,但能走上仕途的只是少数,毕竟举人录取率很低,进士更是凤毛麟角。不过,能中秀才也算幸运,好点可以进衙门做书吏,再不济可以在乡村做塾师。

   乡村塾师大都过得不太滋润,只能养家糊口而已。吴英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不得不放下教鞭,归家闲居。不教书,没有“束脩”,生计就会成问题。除了与书打交道,吴英不懂什么生财之道。但他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他足不出户,默想了数日,等到文思泉涌时,挥毫疾书,长篇策论一蹴而就。策论主要内容是,其一蠲免钱粮,减轻百姓负担;其二添设义社仓,整顿盐务;其三严惩盗贼,盗案连坐;其四禁止种烟草;其五裁减寺院僧尼。为了慎重起见,他又用馆阁体誊写一遍,加上封面,制成册本。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吴英来到省城,兴冲冲去布政司投递策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守门卫兵不仅不让进门,还狠狠呵斥一顿。改日,乘广西布政使朱椿出行,吴英当街拦住其车舆,将册子递给朱椿,请求代奏朝廷。朱椿接过册子,说一声听候消息,就起驾走了。次日,吴英到布政司衙门打听,非但没有好音信,反而摊上大事。

   吴英被捕收审,问题就出在策论上。审阅者认为,其策论语多狂悖,第一条内有干犯御名二处。是故,当局给他定罪:“该犯曾经入学,非不通文墨之人可比。今胆敢于策书之内不知避忌,其泛论列朝一节,固属荒谬,乃敢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免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及继富小信等语句,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为此,广西巡抚奏请将吴英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其兄弟子侄五人斩立决,其妻儿媳及未成年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乾隆皇帝批示,由大学士九卿核准,遵照执行。

   真是惨不忍睹!献上一篇策论,竟然牺牲六人,还让家眷为奴。

   所谓干犯御名二处,是指文中“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乾隆皇帝名叫弘历,按规矩臣民不许直接称呼与书写皇上名字,如果遇到其名字,必须用错别字替代,否则就犯讳。吴英干犯御名,倒也情有可原,或许他并不知皇上名讳,也不能一时亢奋忘了名讳。

   再说他所献之策,非但不荒谬狂悖,却有一定的道理。康熙皇帝于1712年将税赋数额固定下来并强调“永不加赋”,表面上法定的税赋较轻,实际上地方总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令百姓不堪重负,所以有必要减轻负担。盐政方面,官商勾结,积弊甚多,有必要整顿。各地盗贼横行,无疑要打击,但连坐不妥。至于说禁止种烟草、裁减僧尼,也有可取之处。

   吴英拦舆献策,其初衷无非是公私兼顾,于公为了“以广圣恩,以固国本”,于私为了自身名利,改善处境。问题在于,他不识时务,不知道大清并不需要臣民建言献策。假如他生活在唐宋,上书言事也许管用,即使未能如愿,至少性命无忧。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时年六十八岁。按照惯例,这一年要办七旬寿诞庆典。七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于万树园大帷次举行盛大宴会,宴请齐聚避暑山庄的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诞辰之日(八月十三日),各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臣敬献贺礼,并至卷阿胜景出席庆贺盛宴。此后四天皆有贺宴,盛况空前。乾隆皇帝喜气洋洋,踌躇满志,亲笔撰写《古稀说》,刻制《古稀天子之宝》。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纷纷进献庆贺诗文,穷尽歌功颂德之词,以博圣上之欢心。江苏学政彭元瑞所献的《古稀九颂》,乾隆皇帝最为满意,对他奖赉有加。

   过了寿诞,乾隆皇帝离开避暑山庄,拜谒东陵、西陵和泰陵。之后,又巡幸盛京(今沈阳)。盛京,乃大清龙兴之地,是清朝(后金)在1625至1644年的都城。乾隆皇帝此番造访,意在感恩与告慰,感恩祖先打下江山,告慰祖先如今正处盛世。可是,一位书生不合时宜地出现,竟然大煞风景。

   那天,皇家车队浩浩荡荡前往盛京。城里官民倾巢而出,守在城门内外迎候御驾光临。但是,有一位来自锦县的生员金从善却跪在路边,要向皇上递呈条陈。其条陈主要就“立储”、“立后”、“纳谏”、“施德”四事发表意见。

   条陈,乾隆皇帝倒是亲自过目了。结果却出乎金从善意料之外,皇上并没有从善如流,而是恼羞成怒。条陈批评清帝不立太子的家法:“大清不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乾隆皇帝愤然批道:“非惟诋斥朕躬,并且干犯列祖”,“实罕见之鬼蜮耳。”条陈建议再立皇后,皇后空缺十多年,皇上应下“罪己诏”。 乾隆皇帝怒目而斥:“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之前两个皇后都去世了,如今年近古稀,还立什么皇后?至于说“纳谏”与“施德”,乾隆皇帝以为,自登上大宝以后,“从无拒谏之事”,“恩德之及民,不为不厚。”要不然,何以配做“十全老人”,何以缔造太平盛世。

   习惯被赞颂的乾隆皇帝实在忍无可忍,指斥金从善的条陈“为从来所未有”的“狂诞悖逆”,命令行在大学士会同九卿严审定拟具奏。大臣们知道皇上不高兴,于是走一走快捷审讯程序,奏请将金从善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忽而大发慈悲,下旨:“金从善著从宽改为斩决。”这样,金从善免遭千刀万剐,可以快速断头去见阎王爷。

   不可否认,上述三位书生谏言献策,无不含有追求名利的动机,其言论也含有迂腐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在任何开明的时代,类似的言行绝不会构成死罪。毕竟从常理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在专制帝王和封建官僚看来,书生胆敢谏言议政,就是狂诞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清朝严厉禁锢思想言论,乾隆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因笔墨招致杀身之祸不仅是书生,即便是体制内的官员也动辄得咎,一言不慎就可能人头落地,甚至全家俱戮并殃及亲属。于是,士大夫与读书人也融入“沉默的大多数”。即使舞文弄墨,不是埋头故纸堆里做考据,就是歌功颂德以媚上。这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马克思语)

   如果一直能闭关锁国,大清朝野可以长久沉浸于尽善尽美的幻想之中。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突然出现之后,尽善尽美的幻想瞬间化作泡影。生死存亡关头,朝廷才想到要有人出谋献策,以应对眼前危机。庚子事迹时,礼部尚书启秀上奏,请求慈禧太后杀尽各国公使,认为“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他还报告朝廷五台山普济和尚有神兵十万,建议朝廷召见普济大师以“会歼逆夷”。学识渊博的大学士徐桐也献策,请慈禧太后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帮助大清灭洋人。

   危难之际,朝中大臣想出的竟是缺乏常识常理的主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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