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青木昌彦与比较制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2: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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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CIDEG理事钱颖一教授曾在2015年10月25日CIDEG十周年纪念庆典之青木昌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做了题为“青木昌彦与比较制度分析”的主题发言,对青木昌彦教授的学术生涯和一生的学术成就做了详尽和全面的介绍。

  

   我是在199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时结识青木昌彦教授的,至今年整整25年。7月15日我在从北京到波士顿去哈佛大学参加马斯金教授65岁学术研讨会途中换飞机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而就起飞之前我还给他的太太令子(Reiko)发邮件,希望在我两天的研讨会结束后去斯坦福看望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突然离我们而去,终成遗憾。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出生于1938年4月,在东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之后,于1967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赫尔维兹(Leo Hurwitz)。赫尔维兹在2007年与我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以及迈尔森(Roger Myerson)一起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奖原因是他们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青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早期致力于微观经济理论研究。70年代初回日本到京都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与日本经济和企业相关的经济理论。1984年起受聘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担任讲座教授。

  

   我最早听到青木这个名字是在80年代后半期我在哈佛经济系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对企业组织结构感兴趣,我的导师马斯金让我去读青木198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Horizontal vs. Vert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Firm”)。时隔近30年后,青木去世的消息也是我在哈佛的研讨会上第一时间告诉马斯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我是1990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从那个学期开始,在青木和米尔格洛姆(Paul Milgrom )的设计和推动下,斯坦福经济系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生学科领域,叫做“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取这个名字颇有讲究,其中三个关键词是“比较”、“制度”和“分析”,刻画出它的“新制度经济学”特性。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都是研究制度,但两者差别在于旧制度经济学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性不足。要有深入分析非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不可。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理论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分析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80年代的另一特点是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逐渐显象,比如日本的崛起,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等,为制度比较,特别是跨国比较,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是建立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学术和现实背景。

  

   青木是“比较制度分析”最积极的推手。除了青木和米尔格洛姆二位资深教授外,最初斯坦福经济系参加这个领域有三名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另两人分别是一位经济史学者和一位苏联问题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米尔格洛姆是微观经济理论学家,三位用经济理论应用于不同地区的有日本、中国、苏联,还有一位是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每一个星期有一场学术研讨会(seminar),邀请经济学家围绕这个主题来讲论文,主要是来自校外的经济学家。刚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仍处于顶峰时期,东欧和苏联的转型已经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呈现高潮。这些地区自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尤其重视。所以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相当活跃。

  

   在学术方面,这个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诺斯(Douglass North)在1993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这两位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们的获奖对“比较制度分析”领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之后另一位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要贡献者是2009年获奖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他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发明人,他也是来参加“比较制度分析”研讨会的常客,他就在附近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

  

   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特殊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突现的位置,远比在发达国家受到更大重视,这也很自然,因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变,相对比较完善。我在1992写了一篇文章“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前沿”,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其中就介绍了斯坦福的“比较制度分析”这一领域的情况。吴敬琏老师对此特别关注,经常引用其中的研究方法。1994年夏天,我同米尔格洛姆到珠江三角洲访问,参观乡镇企业,访问大学。之后我又同他和青木到北京,参加了“京伦会议”。这两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资深教授都对中国有了接触。

  

   1994年是我第一次同青木一起来中国,我把他介绍给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陈清泰、李剑阁、肖梦等中国经济学家。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楼继伟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有人将它与“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如果说“巴山轮会议”推动了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改革中的研讨,那么“京伦会议”就推动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

  

   为了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研究,青木还推动MIT出版社开设了“比较制度分析”系列丛书。这个系列中的第一本是罗兰(Gérard Roland)在2000年出版的《转轨与经济学》,第二本是下面要讲到的青木在2001年的《比较制度分析》。

  

   下面我简要介绍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主要学术研究贡献。

  

   青木的开创性贡献是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研究和比较日本经济与日本企业的制度结构。他那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是重要的原创性研究。这篇论文比较了两种信息结构和相应的决策模式:美国企业中的纵向信息结构和等级制激励和决策机制,和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和“准树形结构”和横向协调机制。这篇论文推导出这两种信息结构导致的效率不同,取决于“基层”信息处理能力(即一线工人的水平)、信息传递技术、经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等因素。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经验证据是日本丰田生产制度中的“看板制”(Kanban),即基于“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和“准时生产”(just-in-time)的库存控制系统。这篇论文以美国和日本企业为比较对象,并且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企业不同特性,在组织和制度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并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必读内容。

  

   在此基础上,青木在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一书。中文版是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这本书不仅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还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级别等级制的激励方式,公司股权结构和银行作为持股人的监督作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企业集团组织,以及政府组织和官僚体系与企业关系中表现的“官僚多元主义”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在这本书中,文化虽然重要,但是分析文化现象完全可以从经济理性和效率角度来进行。

  

   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青木运用最新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理论来研究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和企业——这个看上去与欧美经济和企业非常不同的组织和表现。这应该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并比较不同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开先河之作。在此之前,人们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对日本经济的组织方式感到很神奇。人们通常会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不同,更有不少人用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来解释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但是青木的研究工作是用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细致地比较和分析日本微观经济结构。

  

   这个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获得了深入理解,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微观经济理论,因为这个分析需要对企业内部结构做深入分析,而在80年代或之前,除很少数的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威廉姆森、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外,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市场,而不是企业。青木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产业组织理论。

  

   进入90年代,青木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四项跨国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比较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具有影响。

  

   在我刚到斯坦福后不久,青木就同我谈关于开始一项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背景是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主银行在监督公司管理层上具有特别的作用。这种监督机制不同于美国式的通过资本市场和收购兼并来监督大公司的管理者。由于在发展中和转轨经济中,资本市场通常都不够发达,而银行系统通常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通过银行监督公司管理层就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这项研究后来形成了他所编辑的,于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及其对发展中和转轨经济的相关性》(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青木主持的第二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公司治理。在1994年的“京伦会议”上,青木宣讲了他的论文《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理结构》。会后我又陪他和哈特(Oliver Hart)去上海访问。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和他决定以世界银行研究所在1994年出版的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Insider Control and Roles of Banks 一书为基础,编辑出版一本中文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书。这就是1995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本书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出版的专述公司治理的书,并首次提出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应用,它通常发生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大公司中,或在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中。在这种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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