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迅:冷战逆行者:1957年台北刘自然事件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9-05-09 00:57:17

进入专题: 冷战     刘自然     雷诺兹     中美关系     五二四事件  

吕迅  

   内容提要:1957年3月20日深夜,刘自然被驻台美军雷诺兹两枪毙命。被害人就职于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被凶手指为偷窥狂。六十年过去了,整个事件依旧事实不清。刘自然是以雷诺兹“家附近潜行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军法庭上的。雷诺兹被宣判无罪,翌日就被安排回国。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愤怒的台北市民在其回国的那一天冲入美国驻台“使馆”,捣毁物品,焚烧了“使馆”。对于华盛顿而言,台湾与其说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不如说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台湾民众对未来不知所从,犹如弃儿一般。蒋介石则一直强烈要求反攻大陆,他的伞兵计划刚刚被美国政府所婉拒。蒋经国与北京方面的联络被中情局侦知,更增加了华盛顿的猜疑。尽管蒋氏并未蓄意策动反美运动,但长期积聚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在冷战的高潮中爆发了出来。

   关 键 词:冷战  刘自然  雷诺兹  中美关系  五二四事件

  

   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曾因随后发生的台北民众捣毁美国“大使馆”运动而名噪一时,成为美苏冷战期间一个引人注目的意外事件。然而,无论是刘自然事件本身,抑或是台湾反美运动,原本就在意识形态冲突的遮蔽下扑朔迷离,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出历史的记忆。一个甲子过去了,学界对此的研究却未尽如人意。在屈指可数的代表作中,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莫元钦发表过一两篇介绍性的短文,叙述了事件梗概,较新闻报导为优。[1]台湾学者栗国成的论文是已知对这一事件阐释最好的中文作品,对事件的根源、经过、反响都有论述,但他注重于台美相关地位协定谈判的折冲细节,对挖掘事件内幕则力有不逮。[2]美国学者克拉夫特(Stephen G.Craft)的专著则更为深入地考察了事情经过,并且探讨了中美两国间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但他强烈依靠英文资料,对事件的叙述和解释都失之偏颇、不无疏漏。[3]本文拟以中英文外交档案为主,蒋经国、严家淦档案为辅,对刘自然案、台北群体性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或将有助于理解意识形态对立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刘自然被杀调查

  

   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33岁的打字员刘自然,于1957年3月20日一个迷雾笼罩的深夜在阳明山中正公园附近,被美军援顾问团(MAAG)雷诺兹上士(Robert G.Reynolds)两枪毙命。当夜23时50分,雷宅女佣姚李妹给阳明山警察所打电话,报告有枪击案发生。外事组长韩甲黎随即赶到位于阳明山美军眷属宿舍B区1号的雷宅。韩甲黎看到雷诺兹坐在沙发上,气喘吁吁(panting)地指着面前的手枪,承认“出事了,我用这枪打了人”,“那人被我打中腹部,现逃到公园里去了”。据雷本人第一次陈述,该晚约23时45分,其妻克拉拉(Clara Reynolds)由浴室出告,屋外有人正从窗帘上向内偷窥,雷当即让妻子保持常态,自己取出左轮手枪,熟练地装满九发子弹,然后从后门出去,绕到隔壁2号门前,站在路灯照亮的小路上,果然看到自家浴室窗外,离地两米多高的位置,有一人仍旧攀附于上,即以中国话喊“等一等”,那人闻声跳下后不但不逃,反而猫腰向雷逼近,及至一米距离面立,左手持一根大约一米长、直径2.5厘米的齐腰木棒(stick),劈向拿着手枪的雷,雷为自卫向其前胸发射一弹,那人侧身跑了几步后仆于道旁;雷上前十余步,看见他双手捧胸站起身来,“显然想逃”(run away),遂又补一枪,该人中弹后向公园方向蹒跚而逃,雷自返宅,命女仆打电话报警。就在雷诺兹向韩甲黎演示当时情形的时候,美军宪兵组上士马敬金(Eugene R.McJunkins)亦赶来,随即会同雷诺兹去公园分头找寻被击之人。雷诺兹率先找到,经韩甲黎确认,正是刘自然,业已气绝。现场由阳明山警察所派员监护。①

   此后的半天时间里,雷诺兹两次修改以上陈述,渐渐使他开第二枪的动机合理化。21日2时40分,雷诺兹告诉韩甲黎的上司、外事室代主任盛万镒:开了第一枪之后,他并未上前,而是返回家中,命姚李妹报警,自己也打电话给美军宪兵组马敬金,随后又走出屋外,见刘自然已站起身来双手捧胸,便开了第二枪,并大呼“宪兵”,刘才向公园逃去。雷诺兹再一次修改陈述,是在午后二时许。他告诉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罗必达:开第一枪之前,先用英语警告刘自然他会开枪,但后者未加理会;开第一枪之后,他回家吩咐报警,再转返事发地点,看见刘已站起身向他走来,复用英语叫他停,刘仍蹒跚逼近,才开了第二枪,两枪间隔约两分钟。[4]而就在雷诺兹做第二次陈述的时候,姚李妹被带至阳明山刑警组亦录得口供:“开枪声就在我打电话前约五分钟,我听到开两声,两声相距约二秒钟”。[5]阳明山中国宪兵队长薄玉山也供称:“我闻枪声,系在我们卫兵交接时,即1957年3月20日23时55分至翌(21)日0时3分,闻得连续二枪声,这二枪声,相距不会超过30秒钟”。[6]

   本案至关重要的疑点之一,是雷诺兹所称的木棒一直未曾寻获。事发后一小时内,韩甲黎会同马敬金即展开搜索,没有找到木棒,仅美方在水泥路下的竹林里(距离死者倒毙处45米左右)捡到手指粗细的樱花树枝一根,长60厘米。可能也觉并非所指,马敬金没有遵守正常刑侦程序,而是随手拿起,树枝上已无法验明指纹。当时询之雷氏,矢口否认。中方报告称,该树枝发现时仍有露水,不似曾被手握。[7]一个月后,当美方调查人员康迪特(Ross R.Condit)中校询问雷诺兹看见刘自然到底手执何物时,雷诺兹第三次修改先前陈述,说他当时以为刘握的是自己搭建露天烧烤灶台用的钢筋。[8]然而荒唐的是,这条树枝最后被作为重要证物呈上法庭。

   刘自然的遗体就这样僵卧于泥泞之中,直到翌日午后一时许,雷诺兹才配合调查,中美双方人员重新来到现场勘察。尸体头向美军眷舍B区,脚指阳明湖,距离雷宅52米,沿途未发现血迹。随后,台湾省警务处刑事警察总队解剖室尸检报告显示,死亡系由两处致命枪伤所致,一在左肺,一在肝脏,死因为失血过多;子弹均留在体内,胸部弹孔在左肩腋下方,弹道显示刘是躺卧姿势中弹,腹部正面中弹。[9]猜测第一次可能系面对面,枪击中腹部,开第二枪时死者已倒地,击中左胸侧面。尸检并由两名美军医官(Col.C.B.Williams,Lt.Col.Samuel McClatchie)陪同参与。随后的理化鉴定报告显示,遗体上衣两个弹孔周围都发现黑色火药残留,布料检出亚硝酸及硝酸根等,推定两枪发射距离极近,均在30厘米以内;又胃内容物检出酒精,推定生前曾饮酒。[10]上述美军第二位医官观看尸检后甚至还认为,刘自然在遭到第一次枪击之后如果实施救治尚可幸存。[11]刘自然陈尸的地点距离雷宅有不短的距离,沿途又没有血迹,让人不禁对雷诺兹所谓在家门口开枪自卫(Castle doctrine)的说法以及当时情形的描述都产生怀疑。这让在台的美国“外交官”也觉“有些棘手”。连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都相信雷诺兹是对刘自然“追了很久,然后才最终开枪”。[12]

   现场刑侦报告还指出两点。在雷宅浴室窗外墙壁突出部分,确有泥土痕迹,惟不甚显明,不能断定系踩踏所致。另在2号门外水泥路旁靠竹林侧草地上,即雷诺兹声称刘自然第二次中枪位置东南一米左右,发现运动鞋印及人字布纹痕迹,与刘自然所着衣物吻合,证实死者曾在此处倒地。

   刘自然为何深夜至此呢?根据3月22日台北英文报纸《中国新闻》报道:“周三晚刘曾与几个朋友在阳明山警察所小酌。夜十一时半,彼离所返家”。该条消息还提及刘“友人谓其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彼穷困异常,靠研究院的薄薪度日”。[13]而据官方调查报告证实刘自然当晚所访的朋友正是韩甲黎,此前晚饭时曾饮酒,然后至韩家中闲聊,曾饮水两瓶,彼此分手时间是夜11时35分。[14]至于路过雷宅时,是否偷窥,或有其他目的,仍旧无从得知。依常理而言,韩应对死者有所了解,甚至可以为他品性作证或者辟谣。但韩甲黎并没有公开这样做,这位警官仅证明了死者并非左撇子。

   关于雷诺兹其人,又有最近两件民事纠纷可资参考。据韩甲黎之妻姜玲透露,雷诺兹曾报案称自己所着毛衣、衬衫因置于车内而被盗,车停在宿舍附近并未加锁,适逢韩甲黎外出,雷诺兹愤愤然表示以后如有任何人在宿舍附近碰及其汽车,即用枪打死。[15]另据阳明山警察所录得本省邮差林肈平笔供称:1956年有一次雷诺兹的女儿曾抢走他的邮包并掷于地上,林斥责了她,她跑开的时候摔倒了,然后告诉雷诺兹说林打她,雷让姚李妹作翻译,询问林事情发生经过,林说完后,雷反复抽了林数下耳光,以致鼻血流出,雷接着报警,要求韩甲黎向林的上司书面投诉,韩甲黎告诉他不应动手而应事先报警,雷方作罢。[16]

   台北警检各方对于案件调查本身存在疏漏。“司法行政部”事后检讨报告称:“所有本案与杀人行为有关之一切卷宗证据均已检送齐全”,并“无论依中国法律或美国法律,该雷诺兹均应负刑事责任”。[17]然而揆诸事实,本案至今疑点颇多。中国法制有着情理推断的传统,可以推情度理,中方调查人员认为只要凶器尸体俱在,雷诺兹又承认杀人,自难逃其咎;殊不知这与英美法律无罪推定的原则是相悖的,若缺乏充分坚实的证据,就很难定罪。对于刘、雷二人结识并经营黑市的谣言,警方只是简单否认,而未予澄清。此种谣言的出现并获社会相信,并非偶然。有理由相信此种腐败确实存在于当局部门与美军内部,中美双方负责人员都不愿也没有借此事端开展调查。台北地院的检察官并未积极证实证伪,仅督饬警方就此事讯问姚李妹、韩甲黎、刘妻奥特华、雷诺兹四人,之后便匆匆结案,甚至推诿于美军检察官,寄希望于“彼尽可依犯罪之事实自行调查”。[18]

  

   二、雷诺兹受审经过

  

   台北地方法院没有管辖权吗?早在案发后一小时内,警员韩甲黎就要求扣押雷诺兹,而被宪兵马敬金以该美军人员享受外交豁免权为由峻拒,并说明“依照中美换文规定,应为美方自行处理”。问题就在“双方换文之规定,未见公布”。[19]执法部门毫不知情,所依据者,还是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二战使华期间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公布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其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美军人员,经查明确有犯罪行为,或嫌疑时,应即将其犯罪事实或嫌疑,通知有关之美军军事当局,并将该人员交该当局办理”。[20]然而,该条例写明的有效期限为战后半年,但经1948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改善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处理程序办法》规定,可以继续援引。

所谓“换文规定”是指1951年初,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而被迫接受的政治附加条件。1月30日,驻台“代办”蓝钦(Karl L.Rankin)以照会形式通知蒋介石,美国赴台人员,包括临时指派人员在内,“构成美驻华‘大使馆’之一部分”。该项条件属于霸王条款,是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国会批准援助台湾的所有物资捆绑在一起的,否则美国政府将“停止继续供应”。[21]严格来说,该条款措辞笼统模糊,并没有确切规定美国在台公职人员任何时候,包括非执勤期间而且触犯了严重刑事罪行时,都享有无条件的“外交豁免权”。况且最初批准来台的美军援顾问团人数不足八百,而到了1957年夏天,美军人员已增至四千,外加四千名家属。蓝钦坦承:“我们[美国政府]在台有15个系统,作为各自在华府机构的代表,建立起彼此独立的小王国来,而有些王国还不小呢”。[22]显而易见,时过境迁,美军援顾问团成立伊始绝想不到六年后的光景。在命案发生时,有关美军在台刑事管辖权问题还在谈判之中。②换句话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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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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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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