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玉祥: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婚姻论财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19-05-09 0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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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玉祥  

   内容提要:婚姻论财是婚姻缔结的一项重要礼仪形式。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贫困化的加剧、男多女少趋势的强化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婚姻论财逐渐超出了农村社会的承受范围,进而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针对这种现象,地方精英与农民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地方精英大多站在批判或者消极承认的立场上,采取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及社会土壤。农民通过领养童养媳等变通的婚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婚嫁两难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婴儿的生存权问题。童养媳婚俗现象并不值得肯定,但它的确是农村婚嫁困难情况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存在。

   关 键 词:婚姻论财  冲击  应对  华北地区  民国时期

  

   在古代中国,合法婚姻的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项规范,这里的纳征也就是纳币的意思。因此婚姻论财是婚姻缔结的一项主要礼仪形式,亦是婚姻缔结的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①。这种婚姻缔结礼仪规范的形式,进入近代以后,逐渐成为农村一项沉重的负担,并由此造成诸多婚姻问题与家庭问题。根据笔者的梳理,以往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研究,②大多注重就事论事,忽略了婚姻论财的高昂对农村造成的冲击,农村究竟是怎么应对这种冲击的,以及地方精英对农民的应对方式是一种什么态度等,这种问题亦是困扰当代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且学者大多集中在对婚姻结果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农村婚姻缔结的过程。显而易见,婚姻论财是婚姻缔结中重要的一环,缺少对其的研究,便不能很好地理解农村诸多婚姻现象的存在,因此本文运用实证和微观的历史研究方法,拟对近代华北③农村的婚姻论财问题做一简单梳理。

  

   一 婚姻论财问题突出

  

   婚姻论财作为婚姻缔结过程的一项重要环节,其发展经历了由实物到金钱的一个过程。据《周礼》记载:“嫁子娶妻,入币纳帛,无过五两。”④意即嫁女娶妻,男方给女方送帛作为聘礼,但总数不能超过5匹,这里不仅规定了聘礼的性质,也规定了聘礼的数量。具体体现在农村婚姻方面,即以米、麦、猪、羊、花红、布帛等一些农村比较实用的东西,然而到了明万历初年,这种以物作为聘礼的现象有所转变,开始出现以金钱作为聘礼,之后又发展为以银子作为聘礼,以至于出现重金玉、轻五谷的现象。⑤聘礼象征的转换,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婚姻论财的现象。聘礼由实物向货币转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农村的婚姻市场。

   婚姻论财作为婚礼的一项重要环节,近代以来,更是畸形发展,农村重视聘礼的问题日渐突出。人们订婚“十有八九并不打听明白,只要男方家有钱就算妥当,若格外再给几个彩礼钱,亲事就千妥万安”⑥。以至于有人把这种婚姻关系称之为“买卖亲家”或者称之为“财帛亲戚”⑦,论财的多少成为人们衡量婚姻的标准,并在农村形成一种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婚姻论财观念的深入。婚姻论财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进过程,出现了由实物到金钱的转换。这种婚姻论财形式的转换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农村的破败、物价的高昂、消费的奢靡等一系列因素冲击的结果。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打开,外国消费品日渐深入内地,一方面导致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农村的消费观念。“以俗戒奢靡,务节俭,谨盖藏,有为奇袤绮丽之服者,人必指而笑之。”然而近代以来,“今则洋绸、羽缎充肆市廛,商学各界渐行侈靡,妇女衣饰踵事增华,大非古处矣”⑧。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带给农村的冲击,反映在农民的婚姻市场上便是婚姻论财趋势的加重,论财的多少成为人们衡量婚姻的标准,“女子适人,其父母惟视钱财多寡以为断”⑨。“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寡,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⑩有的地方还要估计男方家的田产有多少,结婚后分给男方的有多少等。(11)随着民国时期整个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婚姻论财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无论是男方多索嫁妆,或是女方多索聘资,都足以反映农村婚姻论财趋势的严重性。

   二是家愈贫,聘礼越高。民国以降,随着生活费的日渐提高,加之天灾人祸不断,即使“小康之家亦不能维持其往日之生活,而一般佃农,租入少数土地,终年辛劳,而其所得之总收入,除去大部分之地租及生产费外,所剩无几,或者一无所获。以至于一家数口嗷嗷待哺,不得不告贷于富家,其不能借到者比比皆是;幸而借到,已无法清偿,从此积年累月,债额愈增,生活愈难。”(12)农民生活的苦难,加之天灾人祸的盛行,使本来就已破败的农村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大环境的刺激,势必对农村的婚姻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由于农村经济的崩溃,使得农村的婚姻缔结有着强烈的金钱交换意味,婚嫁的费用在家庭收入的比重日渐增加,必然随着经济困窘的程度有所变化,人们试图利用这种方式来改善家庭的收支情况,“嫁女就是卖货,钱多者得之,不如此不足以生存,不如此不足以弥补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费用,不如此不足以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13)。而且“家愈贫者,聘金愈剧,至有二三百金以上”(14)。同时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导致贫家男娶妻愈加困难,女子婚嫁更加容易。“正惟贫家女易于男,故议婚时,女家既择郎婿,又索聘礼,少者数十元,多者二三百元,除彩礼之外,更索许多衣服首饰。”(15)在这种情况下,男子娶妻不易,只有任凭女方的勒索,没有选择的余地。甚至在农村出现了争夺再醮女的情况,但这种婚姻形式下的聘礼亦居高不下,有达三四百元者。这种男多女少的趋势,使女性成了婚姻市场上的稀缺物,婚姻论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而且“每计较多寡,近年尤甚,法币动辄以千计”(16)。这种趋势虽然暂时缓解了农村的经济形势,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以至于贫者愈贫。

   三是论财的互动性。如前所述,农村经济的贫困以及男多女少的状况,一般男方家庭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即使这样,男方反过来也会向女方家索要丰厚的嫁妆作为补偿,嫁妆的多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女子在男方家的家庭地位。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女方出很多嫁妆,男方不掏彩礼,只要女方有诚意,费用全部由女方承担”(17)的现象。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至六礼之外,女家多要金钱,男家多要陪送,又与买卖交易相等。”(18)女方为了多置办嫁妆,更多索求于男方;反之,如果女方置办的彩礼太薄,那么“新妇在婆家的日子则不会太好过”(19),所以“每嫁一女,牺牲一岁之赢余犹恐不足,往往借贷或卖却不动产以补充之”,如果不这样,女儿抱怨,婿家不快。(20)这种恶性循环的互求彩礼方式,不但没有缓解农村婚姻问题,相反加重了重男轻女的趋势。

   民国以降,随着农村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婚姻市场上注重论财的情况愈加严重。正如上述,这种婚姻论财情况的严重性势必对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冲击,诸如经济的愈加贫困,剩男旷女的出现等,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农村的社会危机。

  

   二 婚姻论财对农村之冲击

  

   婚姻论财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虽然在万历年间婚姻聘礼的形式由物品转向了货币,但那时婚姻论财的趋势还不算太严重。如乡宁县,乾隆以前,“从无以财行聘者。富户间有之,邑人以为耻云”(21)。有的地方虽然也纳聘金,但为数比较少,如沁源县“清之季年,本县小康之家结婚不论财,所纳聘金不过二三十金”(22)。又如翼城县“聘必以银或洋元,旧皆以二十四数或三十六数为率,不论贫富,大都如是”(23)。但进入民国以来,婚姻论财的趋势有所恶化。民国以降,“物力渐绌,无财不可为悦,是侈靡之风已视前为未减,迄今物力之绌较往时又加甚焉,所以饰外观以媚俗人者,势故有所不暇”(24)。这种侈靡之风的盛行,使得婚嫁亦日渐奢华,“至于婚嫁奢费,踵事增华,与夫一切衣饰,竞异趋时,亦所不免焉”(25)。昌乐县“二十年前中产之家嫁女妆奁无多,今则华靡相竞,较前不啻倍徙,婚姻论财见不为怪”(26)。这种对婚姻的要求,表现在彩礼上便是费用的增加,如临县“近年婚嫁论财,居奇可厌,七八十千者数见不鲜,甚有百数十千者,后婚财礼有二三百千者”(27)。乡宁县“光绪中,平家行聘无过五十千者;至光绪末,增至二百千,今则三四百千不足异矣”(28)。如前提到翼城县,旧时翼城县以二十四或三十六数为限,民国以降,“聘礼每逾百元,且有多至三四百元者,聘金外,尚有后节礼,名曰费金”(29)。这种增长趋势不可谓不快,亦可见当时农村婚姻论财的一般趋势。这种婚姻论财趋势的增加,势必对农村产生一系列的冲击,如农村日益贫困、旷男问题突出等。

   一是农村日益贫困。虽然富有人家亦有婚姻论财的情况,但并不多见,总体看来,婚姻论财主要还是表现在贫农阶层,诚如前述,愈贫者,聘礼越高。婚姻论财虽然暂时缓解了农村的经济形势,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困窘形势。聘礼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亦表现了一定的互动性,女方向男方索要大量的聘礼;反之,男方亦会向女方索要足够的妆奁。如清平县聘礼种类多用果品、首饰、书籍、衣料,但女方嫁妆却比男方聘礼要更加丰富,“凡柜箱、几凳、衣履、首饰、床帐、衾绸及一切闺房应用物品,无不应有尽有”(30)。甚至“往往有农家女备办士大夫陈设什物者”(31),以至于小康之家往往有破产者。如果这种聘礼与嫁妆的来往只是作为婚姻仪式的前提的话,那么作为婚姻仪式的延续,结婚典礼及结婚后的花销,不管对男方还是女方都将是一笔不小的花销。芮城县“娶则亲迎,秩然有序,百辆迎送,灿烂盈门。富者招鼓乐十数人,贫者亦不下四五人,若无声乐,女家辄不允迎娶。款客以冰人为席主,肴馔极丰,腆者前以九碟佐酒,中则海碗、大盘各二具,小碗八具,多系海味珍馐;酒罗进饭则用八碗或四碗,肉属居多”(32)。这种迎娶足见当时农村奢费之盛况,亦与农民的消费观念息息相关。另外根据李景汉对定县的估计“顾体面的男家费用合计起来,办这一回喜事,上户约用200元上下,中户约用100元上下,下户约用40元上下。顾体面的女家办这一回喜事,一切费用统计起来,上户约用400左右,中户约用200元左右,下户约用70元左右”(33)。根据李景汉的估计,一般农户“全家的总收入约在二百元左右,除好年成外,不易超过二百五十元”,但是各种生活费的支出却在230元左右。(34)即使这样,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程度对上述生活水准也是望尘莫及的。这虽然是一种粗略的估算,但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奢华的婚礼不仅严重超过了当时农民的承受能力,而且也表现出女方家比男方家花费高的趋势。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甚至还有的嫁娶以后,“夫家只备食住,衣服仍旧女家供给,甚至夫婿及新生子女衣服亦须负担”(35)。因此婚娶不论是对男方家,还是女方家来说,都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农村婚姻论财趋势的增强以及婚姻典礼的奢侈消费,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农村破产趋势,农民益加贫困,以至于陷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当时的民谚亦可以反映出高额聘礼给农村造成的困窘形势,“妇人入门,婿家立贫”(36)。甚至小康之家为了应付高额的聘礼,以至于出现家道中落的情况,“小康之家娶一媳妇,多至家道中落,殊可叹息”(37)!新绛县“聘金有大洋五六百元者,贫家甚至破家倾产,不足供娶一妻之用”(38)。由于农村婚姻具有一定的互动性,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嫁妆高于聘礼的情况,“女家妆奁等费耗财犹巨,奢靡成风,至今有增无减”(39)。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没有缓解农村的经济形势,相反随着这种奢靡之风的盛行,大大加剧了农村的破败趋势。农村彩礼的高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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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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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地方志》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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