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寻觅平民与精英的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19-05-11 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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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4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清华公管学院校友会、长安街读书会活动组协办的“国情读思”读书活动第1期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什么是好的民主?”,阅读书目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以下根据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标题系编者所加。

  

   王绍光教授的这项关于抽签的研究,正如胡鞍钢教授刚才判断的,是个在全世界领先的研究。王绍光教授旁征博引,视角独特,资料丰富细致,结论更是非常有用。社科研究的结果要有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今生产很多没用的社科研究。我非常尊重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成果,已经在不同场合称赞过多次了,这里不再重复。

  

   今天我想换个角度来评议他的著作。

  

   19世纪末以来,相对于精英而言的大众权力,或者叫“民权”,在不断上升。民权上升在价值观上也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接受。民权上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会认为民权上升与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占居财富创造的主导地位相关,是明显的因果关系。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导致基础教育成为“义务”,民智大开。战争的机械化导致大规模伤亡,也导致基础教育和科学精神上升。而今第三产业取代了第二产业成为财富创造的主渠道,复杂知识快速普及,民众的权力和权益意识空前高涨。

  

   然而,若我们把“民权”这个概念拆开,拆成“经济权、政治权、社会权”,我们能发现有趣的现象。在经济领域里的“民权”进步有限,比如累进税至今争议很大,企业生存与雇员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贫富差距扩大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政治领域的“民权”进步也很有限,刚才王老师的讲座清晰展示了“政治民主”三百年来进展的限度。当然,他的讲座主要集中在开掘和扩大新型政治民权的潜力。我个人特别关注在社会领域里“民权”的提升。我认为,社会领域里民权的提升是最显著和扎实的。社会民权,也就是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大方面的均等化,本身就是民众福祉,构成政治和经济民权上升的基础及政权性质演变的动力。

  

   我想先谈谈政治民权的“绝对边界”。什么是政治民权的绝对边界?就是民众权力最大化可能严重伤害民众福祉。换句话说,民众的权力与民众的福祉不是一回事;最大化的民众权力,可能导致对民众福祉的最大伤害。我分四条谈。

  

   第一,政治民权的最大化,或真正的“民主”,显然是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国家重大事务很容易,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技术上都能做到。每个公民身上佩戴个投票器,每天决定两项重大事务,每年能公决多达730项国家重大事务。问题是,决策错了谁负责?所以责任政府很重要。柏拉图或孔子都强调选贤与能。若说大同或理想国或共产主义社会就不需要领导人了,我不太相信。政治民权的最大化是个死胡同。

  

   第二,政治民权于是就转而强调领导人了,强调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其中包括多数决。最原始或最现代的方式是抽签。抽签绝对平等,代表推举领导人的“民权”达到了最大化。但每年、每月、或每日抽选领导人,等于把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交给概率,甚至是极小概率。这对人民的福祉很危险。换言之,强调推举领导人方式的民权也是死胡同。

  

   第三,政治民权于是转而强调领导人的任职限期。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只任一期或可连任一次、两次,或者无连任次数限制?仔细琢磨,你会发现并没有所谓“合理”期限,没有理论上的合理限期。任期限制似乎是个进步,但也未必。优秀的领导人极难得到,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做?所以,限制任期的政治民权也是死胡同。

  

   第四,政治民权于是转而考虑限制领导人的权力。然而,限制领导人的权力与领导力是个悖论。如果仔细研究各种“制衡”制度,你会发现限制未必导致平衡,而且谁想要平衡?平衡解决谁的问题?或者平衡能解决问题吗?所以,分权制衡大概也是政治民权的死胡同。

  

   概括起来,政治民权,人民的政治权力,即“民主”,是有绝对界限的,界限就是人民的福祉不被伤害。那我们考虑一下在社会领域的民权如何?

  

   基于当代对“人类文明”的认识,考古学用“金属、文字、城池”三要素来标识“人类文明”的起点。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三大类别。我们能模糊地感到文明能区分先进和落后,但不知如何判别先进与落后,因为缺乏衡量的标尺。其实,我们很容易判别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的先进与落后。如果我们能找到“社会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尺,我们就知道社会进步的方向了。

  

   在我看来,衡量“社会文明”先进与落后的五大标尺是:人均拥有基础设施的程度,维护公有和共有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大领域的社会均等化程度,以及拥有先进武器和高素质及高士气军队的程度。

  

   社会领域的均等化,就是相对于精英而言的平民社会权益的提升,而且本身就是人民的福祉,也是提升民权的最扎实、最稳固的基础。而且,平民的社会权益不是通过剥夺精英权益而来的,而是平民向整个社会的诉求。比如,妇女的解放不是对男人的战争,而是要求全社会共同照看每家每户的小孩、老人,使人类再生产社会化。换句话说,社会文明领域的进步标尺其实能反映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而非对抗关系。这就提供了政权性质演进的根基,也提供在人类群体竞争中生存的必要条件。

  

   人类历史固然有精英与平民斗争的一面,却更是人类群体间竞争生存的历史,是国家生存竞争的历史。

  

   通过上述五要素构成的衡量社会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尺,我们能发现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能看到世界权力地图的演变。

  

   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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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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