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岚:我和哥哥史铁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8 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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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岚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靠里面一点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的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咯吱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都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但愿能常常到玻璃下面去看看他,等到我也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在玻璃里面重逢了。

  

   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晰。我们兄妹年龄相差12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13岁。没生我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早长,所以在我刚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儿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江。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最终决定爸爸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坐火车回京,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丽江到昆明的汽车颠簸。我满是兴奋,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回到家见了奶奶,还有铁桥哥哥,他当时也在。奶奶说我们一路辛苦会上火,要吃三天素才能吃肉。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奶做的米饭冬瓜汤,奶奶在一旁看得有点伤心,跟过来看我的邻居们说:这孩子又黑又瘦像个小叫花子。可我当时只是高兴,好奇北京的米饭为什么是白的,我们丽江的米饭是红的。北京的茄子是圆的,我们丽江的是长的。北京还可以有肉吃。可见丽江两年的野孩子生活已经让我忘了原来的北京了。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快好了。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该不会太差吧。于是我插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课,还常常受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咯吱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她的单位归军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办法,经常一个人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老树下听见她嚎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的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有时候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划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会夸他,也都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回家后他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改变了他,虽然有时会发脾气,有时又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总是输的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的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了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的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在林业学院的留守处上班。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在地上,不醒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得很安详,不拖拉、没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得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赛,他会看得很紧张,我们一起跟着比赛着急,会为比赛结果高兴,也会为比赛结果惋惜。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得最好的。妈妈常常看着我们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好想将来,只求别再出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了妈妈心里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197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由于肝硬化引起大出血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照顾好哥哥,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都过来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来越糟。不到14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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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1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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