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清华国学研究院另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9-05-30 12: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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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其巨额注资和特有的“大师效应”而留名大学史册。其创办者希冀将古代书院的优长融入现代大学体制中,以补西方学制之不足。应聘而来的学术大师专业背景和实际影响各异,或觅得最终归宿,或刚刚扬帆起航,其作用不宜等量齐观。而在教与学之间,确乎呈现“如沐春风”情形,足为后世垂范。不过,该机构在现代大学体制内谋求扩张频频受阻,终致陷于困顿,其实质则彰显了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水土不服”的制度悖论。

  

   关键词:清华国学研究院   现代大学制度   古代书院   梁启超

  

   1925年至1929年间存续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亦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因为邀聘到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冠绝一时的学问大家,且辅之以留洋归来前程似锦的青年才俊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人,极大吸引了中国社会自科举废后难觅出路的国学后生。在清华园内西方大学体制与传统书院精神的混合氛围中,教学契合,师生两得,呈现“五四”之后虽然短暂却光耀一时的国学教育胜景,以致令后人艳羡不已,交口称颂。可是,这个“畸形机构”真正的好时光不过一、二年,其运行轨迹呈逐年下降趋势,最终难以为继表面看来是王、梁两位大师先后驾鹤西去、清华校内大学部与研究院之间因经费之类的利益博弈所致。实则,国学研究院的“书院取径”与清华的现代大学体制之间难以兼容,致使国学研究院的生长空间日渐逼仄,以致不得不停办。

  

一 初始构想和设计


   二十年代教育界的“改大”(升格为大学)之风、学术领域“整理国故”的强力吁求以及美国决定退还第二批庚款的利益驱动,促使清华同期成立大学部和研究院两个新设机构,欲求走出昔日留美预备学校的有限格局,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清华学校的独特性,使其具备如此的财力和预期实力。创办研究院的初衷是多科并举,整体推进。可是国学优势一枝独秀,竟演变成大冠之下独木支撑,且有喧宾夺主之势。当年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可谓颇有作为,正是在他任内,学校的“改大”进程迈出实质步伐,又顺从“舆情”,开启清华“教授治校”机制。他启用《学衡》主编吴宓筹办研究院事宜,使得这位自“东南大学校长风潮”之后流落东北的“潦倒学人”有了用武之地,骤然焕发出活力。

  

   吴宓乃哈佛硕士,而国学根基深厚,尤为突出的是他的学术识力和眼光,他对早年陈寅恪的赏识和推重,带有几分预见性。在筹组清华研究院过程中,他充当执行人角色,作用非比寻常。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位接受清华礼聘,均为吴宓躬身亲为,特别是王国维先生深感这位筹备主任虽具西洋教育背景,却肯深施大礼诚待学人,显现古人礼仪风范,遂放下往昔“矜持”身段,慨然应允举家迁入清华园。其后吴宓又与观堂先生熟商,订立研究院章程,奠定了该机构的基本“法度”。此外,推荐和聘任陈寅恪来清华执教,吴宓应居首功。随着诸位大师相继到来,研究院国学科的筹建顺风顺水,吴宓发展国学研究院的雄心也变得愈发膨胀。

  

   言及国学研究院的创建,胡适和梁启超二人的作用不可轻忽。胡适作为“史前”的清华人,又是“整理国故”倡导者,他对国学研究院的构想和建言,几乎全盘为曹校长所接受,清华方面亦曾请他出任“山长”角色,胡适自然敬谢不敏。梁启超从民国政坛败退下来,虽思伺机再起,然“讲学”风气已自北大弥散开来,任公反而要跟着走了(梁漱溟语)。他不甘在思想学术上落于人后,力求找回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二十年代他设帐南开,又讲学东南、清华等学府,俨然回归学界。然外界仍以研究系魁首目之,讲学举动似属韬晦之略。可是任公的“趣味主义”确乎真实存在,他与清华校方的渊源非同一般,国学研究院的酝酿显然也有他的推力因素。他在清华时的助教蒋善国忆述:“其实国学院机构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虽稍嫌夸张,却也道出了梁的特殊影响力。任公日后在清华得享“特殊礼遇”,多少佐证了此类说法。

  

   许多研究者交口称道“研究院章程”,赞其具有典范意味。该机构的宗旨为“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在先设国学一科的情况,研究内容主要为中国文史哲及语言,培养目的为“以著述为毕生职业者和各级学校之国学教师”。关于研究院教员,分为教授和讲师,教授须“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讲师须“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专任教授与特别讲师的区别,主要是专职与兼任之不同。关于学生,录取资格相对宽泛: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者;学校教师或学术机关人员,“具有学识和经验者”;具有经史小学等根柢的自修之士。入学考题分为三部分:一、“经史小学”基础问答题;二、作文;三、在中国文、史、哲、经学、小学、外文(英或法或德文)、自然科学(物理或化学或生物)及语言学八门中任选三门作答即可。显然,具有文史根柢者可以从容选答,发挥特长,顺利过关。无论师、生,均须“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学生免交学费及住宿费,每学期交膳食费约三十五元,预存赔偿费五元,零用支出自备。学生在校研究以一年为期,完成论文且合格者,准予毕业,遇选题较难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同意,可续行研究一至二年。

  

   该章程的特色部分在“研究方法”一项,开列九条之多。开宗明义即“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导师)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这里的不以学科分组,而以教授个人为主,凸显了教授自主作用,随后成立的五个研究室,即分别由梁、王、赵、陈及李济主导。开学之初,教授公布指导范围,学员自由选择导师,师生间确定指导关系后,“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此外,教授还须承担“普通演讲”,毎星期至少一小时,“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章程要求“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题,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熏陶之效”。师生两方面教与学均具主动性,在密切接触请业之中增进情感,传承学术,培育学风。

  

   近代学校体制引入中国后,教育界有识之士渐渐感到学校教学过程生硬机械,昔日书院那种师生间情谊融融的气氛难以再现,像梁漱溟、钱穆之类自学成才者对于大学环境均感不适。作为补救之道,希冀将传统书院精神融入近代学校体制,以收两全其美之效,清华研究院章程实则此类努力的有益尝试。应当说,在国学研究这一特定领域,大师级学者形成“学术磁场”,众弟子环绕周边观摩请业,不难形成人们想望中旧时书院的那种预期效果。该章程从制度层面构设复制了古代书院再生于近代学校体制之内的绮丽场景。从当年学生的忆述文字中,后人分明感触到那种理想的教育境界,这应是该章程获享赞誉的主因所在。

  

二  “四大导师”并非均衡


   就实施层面而言,清华以其特殊财力和地位,确乎出手不凡,礼聘到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级学者及潜力无限的青年才俊。相比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此前仅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为通信导师,且为时短暂的情形,清华方面明显胜出一筹。这也与清华的政治色彩较北大淡漠有关。在罗、王之学已成“显学”的背景之下,潜心考订古学、成果丰硕的王国维受到各方服膺,其保皇之政治立场反而为人们所忽略不计。观堂先生常年追随罗振玉,受益多多,其转向古学即受雪堂影响,而偏于守旧,亦与罗相关。他基本上属于自修成名,无疑天分极高,然若无罗氏及东洋学圈的陶染,能否达此高峰,恐亦难说。他自日本返沪后,在哈同花园内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游离于国内正规高等教育界之外。当其学术地位已成,北大以蔡元培校长之尊,佐以沈兼士、马衡等硕学人士请其“出山”,由此才开启了其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执教生涯。惜之因为北大一篇指斥皇室之文惹恼观堂先生,竟愤然斩断与最高学府的这段因缘。随着溥仪出宫,王氏失去“南书房行走”一职,就在他生计无着落之时,清华研究院为他提供了理想去处。在清华园的两年,是王国维一生中的最后时光,他的生活得以安顿,内心怡然,其学术成就更得到一个被广泛认可和传承的天赐良机。从最终结果看,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他一生历经“漂泊”之后的最好归宿。

  

   比王国维年长四岁的梁启超,一生跌宕起伏,大部分时间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而最后十余年则相对稳健沉寂。他的公共形象主色调无疑属政治中人,可是“舆论骄子”和文章高手,又使他在清末思想文化界独步一时。与默默治学功底深厚的王国维不同,他应是那种“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的文墨快手。他的时代感和趣味导向,从外部看来显得 “流质易变”,似乎有歉深沉。可是异乎寻常的才气和原本并不缺乏的定力,在年逾不惑之后,竟在国学领域大放异彩,且一发而不可收。在他内心一定有着与五四新文化派(如胡适)一较高下的强烈冲动,当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越来越渺茫之时,便愈加倾力于学术和教育。他筹谋在天津设立半学校半书院性质的“文化学院”,显然他同样深信:“没有不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在诸事不成之后,清华研究院的筹办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现成平台。后来任公自述:身体久病,独拳拳于清华,难于割舍。可见他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依恋,有些出人意表之外。在清华,虽有人以“政客”目之,亦有学生微责其学问半为“入门之学”,但毕竟“跟随从学者”(请其指导论文之学生)为数最众,大体超过观堂先生一倍之多。即使在旧学尚有吸引力的时代里,青年学子也更倾心于像梁启超这样才华横溢、知名度高、社会资源充盈的特殊学者。梁任公在清华纵然难以忘情于政治,然其导师本职(至少在前期)做得中规中矩,游刃有余,其精神追求在此觅得最佳栖息之所。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周传儒即指出:任公在清华“实为一生用力最专、治学最勤、写作最富之时期。……其实欲包举二千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合于一炉而冶之”。就此而言,执教清华成为他终结多姿多彩人生的命中归宿。

  

   学界常以所谓“四大导师”显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实力,据说这源自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之口。实则,赵元任、陈寅恪初入清华时的声望远不能与王、梁二位比肩而论,他们毕竟刚刚留学归来,赵虽有博士学衔,且在美国大学一度任教,仍属初出茅庐;而陈虽博学,然知识构成带有明显个性特征,不易融入学校课程体系之中,难免所谓“曲高和寡”窘境。事实上,赵元任擅长的“语音学”,陈寅恪掌握的多种“已然死亡的语言”和西方汉学中的东方文献之类,在具有不同程度国学根柢的学生们看来,西洋背景过于浓重,与他们所理解和认同的国学内容颇有距离,以致难以接受。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曾经集体抵制赵元任的“语音学”考试,也甚少有学生请赵作论文导师,加之元任先生经常外出进行语言调查,在校时日有限。

  

陈寅恪上课,多数学生感觉“程度不够”,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人请陈先生指导论文,尽管课下交流学生们也承认陈师学问渊博。“生源兴旺”的前两届学生中,绝大多数请梁启超、王国维作论文导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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