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岗:回忆在南斯拉夫的那段外交工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1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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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岗  

  

使馆生活的初体验


   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学习,开始分配工作。一同调回来的留英同学,有的分配到英国,有的分配到坦桑尼亚,都是讲英语的国家。出乎意料的是,我却被安排到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立即去找干部司的领导,要求换个地方,说:“我对南斯拉夫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那里也不用英语。”那位领导笑着问我:“你对南斯拉夫了解多少?”我说: “我就知道三件事,一是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二是总统叫铁托,三是首都在贝尔格莱德。”他诙谐地说:“这就足够了。”他告诉我,由于中南关系长期不好,使馆的活动重点在使团。驻南的使节绝大多数不讲塞尔维亚语,主要用英语交往。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后,中南关系有很大改善,将来要重新互派大使。那里需要一个水平较高的英语翻译,将来的任务是很重的。听到这些,我当然无话可讲。

  

   分配了工作后,我抓紧时间回家去探望父母。两年不见,他们似乎苍老了很多。尤其是母亲,她长期患有哮喘病,这时身体更加衰弱。听姐姐说,汕头遭台风那些日子,母亲一天到晚都听收音机广播,希望听到又怕听到牛田洋的音讯。上次从英国回来,虽然母亲痛惜我“比在国内还瘦”,但知道我不会很快离她远去,她心里才好过一些。去牛田洋接受“再教育”,虽然是在遥远的广东,但毕竟在自己国家里。这一次去南斯拉夫,她意识到我又要远走高飞,而且至少两年不能见面,感到特别难以承受。她也知道我是“国家的人”,心中的无奈和难舍明显流露在母亲脸上。我安慰她说:“两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叹口气说:“我这身子,谁知还能撑持多久。”那些天我很少出门,就是想在家里和母亲多待些时间。但该走还是得走,我把两年来积攒的三百多块钱交给母亲,要她补养身体。她含泪收起来说:“替你保存着,将来结婚时用。”临别的时刻,母亲趴在窗台上默默看着我,那含泪欲哭的眼光令我心痛欲裂,我回头高喊:“娘,你要多保重啊!”然后,我咬牙扭头而去。母亲那痛苦难忍的目光,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与母亲的诀别。

  

   1970年5月,我与一同去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温西贵(塞语干部)和去驻罗马尼亚使馆的陈德莱,结伴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又一次经历了那漫长而枯燥的旅程。四人的车厢里还有一位罗马尼亚女乘客,虽有讲罗语的陈德莱同她打交道,但毕竟处处都有很多拘束。在莫斯科休息了两天,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很紧张,我们只在使馆附近转了转,哪里也没敢去。然后又坐两天火车到了布加勒斯特,这里的情况与莫斯科大不相同,中罗关系非常热,又恰逢罗马尼亚遭灾,我国提供了特大一笔援助,到处都是罗马尼亚人对中国人的笑脸。我和温西贵趁机参观了一些景点,其中有前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庞大而宏伟的墓地。据说墓地还为以后的领导人预留下了位置,不过东欧剧变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没能享受到这一尊贵的待遇。之后,我们两人乘飞机前往贝尔格莱德。

  

   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个老馆。中南是1955年建交的,那时加上英国和荷兰两个代办级,总共才有22个建交国,而且首任大使是名望很高的伍修权,使馆也算是一个重要馆。但后来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中南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恶化,伍修权1958年离任后,双方都没再派大使,使馆的地位也相应下降。“文革”开始后,人员大都回国,使馆实际上处于“守摊”状态。在我们俩到来前,使馆里连两名新华社记者在内总共12个人,只有3名外交官。临时代办于立暄是二秘,另外还有商务处李东生三秘和办公室陈道贵随员。全馆是清一色的男子汉,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庙”。

  

   使馆是一座五层高楼,因为人少,许多房间都空着,我来后就一个人住在四层楼上。除了代办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外,使馆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活动。楼后面有个不大的院子,大树上装了一个篮球架,晚饭后一般没事,大伙经常聚在这里比赛投篮,或者在三楼大厅门外乒乓球台轮流打比赛。活动完后一齐到淋浴室冲洗一番,有的人冲洗完毕就光着身子回自己的房间,反正也没有女同志。

  

   初到使馆的那两个来月,我的日子挺清闲。于立暄代办塞语很棒,也会一些英语,外出参加活动不带翻译。我不懂塞语,自然搞不了调研,就被安排在办公室。主任是陈道贵,手下只有我一个兵,他负责全馆的吃住杂务,还兼管领事礼宾业务,可以说是馆里最忙碌的人。我慢慢就把礼宾的工作接了过来,包括对外活动安排用车、宴请、大事记和来往照会等工作,还有使馆收发,另外负责打印使馆英文公报、接待英语来访等。我刚刚开始工作,什么都不懂、不会,全靠陈道贵把着手从头一点点教。他是个既认真又热心的老师,每件事都是一遍遍反复教导,直到我学会。凡要用塞语的事都是他做,我学了一阵塞语,也能应付几句日常话。他把一些简单的活交给我,例如向花店预定花篮,我照着他写下的塞文语句念就行了。陈道贵是我外交的真正启蒙者,是他帮助我打下外交业务的最初基础,我一直对他心怀深厚的感激之情。

  

   新华社的两位记者都不会英语,就把每天收到的几卷新华社英文电稿给我看。那时使馆都靠短波收音机收听国内广播,经常听不清楚甚至收不到,这份电稿可帮了我大忙。另外,英国等几个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联合起来办了一份南报英译汇编,每天两大本,使馆为我订了一份,解决了我看不懂当地报纸的困难。

  

   使馆的设施多年没有改善,条件很差。热水供应是靠地下室的锅炉,大家轮班去烧。每天要添两次煤,值班的人提着煤桶顺着一道狭窄的铁梯子下去,把煤一桶桶地添进锅炉里,上上下下要十几趟,最后还要把炉渣一桶一桶提上来。轮到值班,这一天基本全泡在上面。虽然又脏又累,但谁也不抱怨,因为不烧锅炉全馆就没有热水用。周六下午是劳动时间,打扫使馆卫生或整顿院落。楼最顶层是仓库,使馆“破四旧”时,使馆领导比较理智,没让人把“四旧”东西毁坏,而是用报纸包裹好封存在仓库里。我发现不少都是挺珍贵的物品,其中有一套四扇的水浒故事木雕挂屏,人物栩栩如生,做工非常精致。大使来了后又重新挂到了大客厅,经常受到客人们称赞。还有一架很贵重的屏风,可惜上面的玉雕都被人抠走了,成了废物。使馆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请示领导同意后,就抽空去打扫整理,并挑选一些参考书籍、古典诗词和名著放到另外一个空房间,算是图书馆,我就自告奋勇成了“馆长”,还挺受欢迎。

  

曾涛大使——我外交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


   那年8月,中国新任驻南大使曾涛到任,标志着中南关系进入新阶段,也意味着使馆将呈现新面貌。随后王晋参赞、袁云楼武官、戴杰商务参赞也陆续到馆,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不少。机构的完善,工作量的增多,要求使馆的制度、规划、节奏、运行、作风和精神面貌尽快改进,以适应新的形势。

  

   曾涛大使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在与古巴建交前,他于1960年1月出任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为中古建交做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11月担任驻阿尔及利亚首任大使,成绩出色,受到周总理的赞扬。曾大使到任不久,使馆的面貌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各种制度逐渐完善,使馆运作更加正规。经他的努力,锅炉进行了全面改造,由烧煤改为燃油,使馆员完全摆脱轮流烧锅炉的烦恼,而且使馆环境更加清洁。在他的带领下,全馆进行了彻底清扫整顿,使馆焕然一新。

  

   他对大家体贴入微。馆里有位调研骨干,夫妻长期分开,带来不少家庭困难。尽管馆里调研任务很重,人手不足,曾大使还是毅然同意他回国,说:“不能因为工作就影响他夫妻团聚啊。”陈道贵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认真负责,却只是一个随员,曾大使很快把他提为三秘。这一件件具体事例,使大家感到温暖,工作劲头更足了。他重视劳逸结合,强调说:“工作时要有工作的样子,休息时就要认真休息。”他批评有的人:“工作时间到处晃悠,休息时又腋下夹着份报纸,好像很勤奋。何苦来呢?”工作不太紧张时,他经常周末带着大家到萨瓦河边沙滩消闲,一起玩扑克、打羽毛球。

  

   但无论大事小事,曾大使要求都非常严。对重要调研作品他都亲自审改,严格把关。对重大的接待活动,他都反复研究和规划,要求每人尽职尽责。每次宴请,他也要审阅菜单,根据客人特点做出调整,甚至对玻璃杯是否擦干净、餐巾是否叠整齐,都要亲自查看。他教导我说:“外交上没有小事,往往小事上会闹出大问题。”有一次宴请几位阿拉伯使节夫妇,他发现准备的水果是以色列橘子,指示马上改换,批评我缺乏政治意识。有一次参加活动,我事先没刮胡子,他严厉批评了我一顿,教导我说:“仪容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作为中国的外交人员,决不能在这些事上叫外国人瞧不起。”有一年国庆招待会,一位馆领导穿了一身淡色中山装,曾大使要他换一套,说在这样庄重的场合,中国人尤其要体现出严整的风貌。由于他事事说在理上,尽管很严厉,但大家都口服心服。

  

   曾大使严格要求大家,更严于律己,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要求使馆外交官走出去,多交深交朋友,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了解活情况和收集活资料。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经常一场接一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贝尔格莱德使团活动频繁,一晚上两场或三场招待会是常有的事,曾大使不是去点卯应付,而是抓紧时间做工作。有个晚上一连参加了三场活动, 我都累得口燥腿软,在车上说了句“好累呀”,他听后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马,我老头都不觉累,你年岁轻轻的就受不住了。”然后他谆谆教导我说:“一个外交官要练好脑、嘴、手、腿四功,脑子要灵活善记,嘴巴要能言善辩,手头要勤快善写,腿脚要耐劳善站。使团活动是了解情况和多做工作的良好机会,站不长久怎么做工作?”还有一次丹麦大使宴请,客人很多,大都是西欧使节。饭后用咖啡时,南斯拉夫议会外委会主席问起越南的事,曾大使立即侃侃而谈,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和我国的立场,所有客人都靠拢过来,听得津津有味,结束时已过午夜。回使馆的路上,大使夫人朱黎青参赞心痛地抱怨:“都这么把年纪了,还说那么多,也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大使笑着回答:“这些人平时听的都是西方宣传,能介绍我们观点这么个好机会,怎能轻易错过?”

  

当然,曾大使最主要的是政治水平高。1971年9月,我国参展第80届萨格勒布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是一簇传统中国式样的琉璃材料建筑群,是在中南关系友好时兴建的,完工后两国关系逐渐恶化,我国一次都没使用过,就按协议交给了南方这次参展规模很大,全面展示了我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整个布置都富有中国特色,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馆。开幕那天,铁托总统还亲自来参观过。在那个年代,展品中自然有一些“反对美帝”的图片和文字,其中有一个反映援越抗美的小型雕塑。美方发现后向主办方提出交涉,提出撤掉这件展品等要求。南方理解中国,但也不愿得罪美国,希望中方尊重博览会规定。撤下这件展品意味着向美国妥协,损害我国原则和立场;不撤则令南方为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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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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