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16: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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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进入专栏)  

  

   摘要: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黄仁宇悖论与国家秩序:研究问题


   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一个看来颇为矛盾费解的现象:在中华帝国历史上,一方面,社会内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黄仁宇,2006:227)。另一方面,帝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皇权世代沿袭,数百年一脉相承。黄仁宇笔下的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但首辅大臣各守其责,官僚机器运转如常。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方面,秦汉以来郡县制上的中央集权,政令自中央出,一统威严;另一方面,国家规模和行政架构有限,向下渗透有限,表现出简约国家的特点(Skinner,1977;黄宗智,2007)。这一组织形态随不同朝代的统治力度而起伏波动,但历经两千年而大致不变。这种组织形态松散关联而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国家治理特色,笔者称之为“黄仁宇悖论”。

  

   这一观察引出一系列研究问题:黄仁宇悖论现象折射出的国家治理制度背后有着怎样的组织机制?为什么松散关联的组织状态可以与中央集权体制共生并存?周雪光(2014)的“帝国逻辑”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解释的思路。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基本矛盾,国家治理的制度设施应对这一矛盾而演变发展起了一统观念制度与官僚体制这两大基石。帝国逻辑的核心在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互为依赖以及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名与实间)的互为转化。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笔者更多地偏重于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角色(周雪光,2017);本文从组织学角度讨论中华帝国“观念一体化”这一突出特点,以期解释黄仁宇悖论发生的机制和条件及其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中国大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基于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之上,并体现在两个互为关联的过程中:观念的同构性过程和组织结构的松散连接。如道格拉斯(Douglas,1986)所言,制度是可以思维的:这一系列的制度设施塑造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而制约了国家治理的运行轨迹。观念建立在组织制度之上,组织为观念所整合,观念制度与组织制度之间有着或互为强化或互为替代的微妙关系。文化观念的一体化促就了官僚体制中松散关联的组织形式,为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为中国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鲜明特点。科举制度在两者的连接和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科举制度为切入点,依凭史学研究成果来探讨历史上科举制度与帝国逻辑的关联和意义。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借用史学文献,概括中华帝国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观念一体化与组织同构性的分析框架;进而借用明清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发现来阐述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讨论观念一体化与帝国逻辑的关系。在本文结束部分,反思当代中国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历史转变,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科举制:中国历史上“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生长和分居于不同区域空间、足不出乡的学子,经科举入仕,继而外派为官,各地流动,常常经历千里迢迢的旅途跋涉;每到一地,方言相隔、风俗各异。从史籍记载和官箴书的谆谆告诫中不难窥见,流动的官员上任就职遭遇到各种软硬明暗的敌对态度和刁难行为,这一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之高昂可以想见。在疆域辽阔、多元分化的中华帝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依赖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体现在自上而下调遣的官员空间流动。在这一体制中,如何确保属地官员的忠诚、各地区间的凝聚整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虽然官员频繁流动中有各种困难,但从总体上看,层层点点,日日月月,穿梭流动,千年承续,居然大致衔接顺畅,对政权运作未有大的波动震荡。何以使然?

  

   笔者以为,黄仁宇悖论中呈现的松散组织形态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所谓观念一体化是指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一统观念弥漫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区域的情形,与欧洲社会中政教分离、专业分化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金观涛、刘青峰(2010, 2011b)和阎步克(1996)等的研究工作都强调了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在文化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与本文主题尤其切合。

  

   金观涛、刘青峰(2010)从系统论的整体性视角,提出了中华帝国的“一体化”理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机制表现为,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权威由儒家意识形态组织起来,连为一体。“这种组织方式称为意识形态与组织方式的一体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称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或‘传统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金观涛、刘青峰,2010:11)。据此,他们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西汉到清末,中国社会都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的。社会上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中层是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务的管理,下层是宗法家族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不仅这三种形态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保持着罕见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三层次大致能够实现良好整合。正是因为它们间的互相整合,中国才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帝国”(金观涛、刘青峰,2011a:7)。不难看出,金刘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黄仁宇悖论中的“稳定性”这一方面。

  

   阎步克(1996)追溯了上古时期士大夫形态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渊源,特别是礼治与法治、儒与吏既竞争又交融的过程,其中礼治成为国家秩序的基础所在。阎步克提出,礼治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一方面,“礼从俗”,与乡村社会习俗相关联;另一方面,“‘礼’显示出无所不包的性质,统摄了社会各个领域,从法度政制直到冠、婚、丧、祭之民间礼俗,大抵都被纳入了‘礼’中”(阎步克,1996:467)。 “今人所谓政制系统、亲缘系统和文教系统,在‘礼治’中以一种颇为精致的形态互相混溶,互相渗透起来,并且取得了一种‘泛化’或‘拟化’的相互关系……”(阎步克,1996:469)。对此,瞿同祖(2003:第六章)也有精到的分析。

  

   在帝国一体化体制中,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核心角色,在整合帝国各层次、维系帝国秩序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作用。阎步克注意到,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内部分化发展,另一方面士大夫集官员、文人于一身,因此政教合一,与意识形态密切结合,扮演了社会整合的角色(阎步克,1996:9)。礼治的核心为尊尊、亲亲、贤贤。而这三者以政统、亲统、道统形式投影在士大夫身上而重叠交融,即士大夫身上兼有君道、父道和师道,从而整合了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亲情系统。“我们将把士大夫政治的精义,表述为上述三‘统’的三位一体、三‘道’的相异相维;而士大夫角色之功能弥散性质,则源于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或所谓‘君、亲、师’的精致融合物”(阎步克,1996:22),由此成为“礼治”政治文化模式的支柱,提供了整合政治、亲情、文化三大系统的基础,即“礼治”。

  

   上述研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中古以来士大夫再生产的制度安排,即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及其意义,学界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从大的脉络来看,关于其意义的评估颇为一致。在微观层次上,学者们注意到功名与社会流动对于帝国稳定的意义。科举制度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化解了社会张力,形成了帝国的向心力。从官僚体制来说,它提供了文人入仕从政和文官生涯的激励机制,与当代组织激励理论不谋而合。此间道理前人之叙备矣,本文不再赘言。

  

   从宏观层次来看,科举制度同时兼具正式组织和文化观念两种组织机制,提供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基础。科举制度为帝国官僚体制的人事管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上达皇权意图,横联官僚体制各个环节,下及士绅阶层、宗法组织(张仲礼,1991)。余英时在讨论两宋时代士大夫政治时指出,儒学之大,在于建立秩序(余英时,2004:183)。士大夫通过其官宦仕途,包括地方官经历,致力于建立局部秩序或地方秩序。正是这些士大夫孜孜不倦的努力,打下了帝国的基层根基。礼治是社会秩序的构建机制,士大夫是礼治的载体,而科举制可谓是礼治的专业化过程。科举制通过不断地再生产士大夫阶级,进而通过他们在官僚机构之间和社会各领域的流动分布,来巩固和延续大一统体制。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为帝国提供了一统的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来看,科举制度提供了两条主线:一是知识世界的构建,二是士大夫阶层的角色行为。两者互为依赖:士大夫是知识世界的载体,而知识世界建构了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地位和行为规范。

  

第一,知识世界与士大夫共同体的建构。科举制度通过对应试内容、答题形式、评卷标准等方面的控制来构建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Elman,2013;包弼德;2009;魏希德,2015)。科举应试过程注入了帝国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共享的知识世界,成为支撑中国官僚体制的一大杠杆(王亚南,1981)。从本文的组织学角度来看,与不时变更的考试内容相比,科举形式的稳定化、制度化尤为重要。孔飞力(Kuhn,2002)注意到,通过赶考应试的过程,各地文人骚客志士在同一城市空间聚集互动,构建起共同社区。获得功名的士大夫出入官场,进退体制,但无论出入进退,都身处同一种规范价值之中。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政教合一、官士民合一,官僚各阶层合一有着重大作用。布迪厄(Bourdieu,1977)指出,正式教育旨在获得特定的符号代码和交流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习得共同语言、行为期待和价值判断,构建官僚场域互动的共享知识体系。用新近经济学关于“身份”的分析模型语言来说(Akerlof and Kranton,2005),科举制度不仅为莘莘学子提供了激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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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9年第2期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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