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剑南: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8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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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剑南  

   内容提要: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最危险的一次极限对抗高峰。苏联基于观念、角色、利益三个维度,试图在美国近旁的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在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美国准备大规模开战的极限施压下,美苏之间上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极限博弈。苏联最终从古巴撤回导弹,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也撤出了原先部署在土耳其的针对苏联的导弹,苏美关系实现了相对缓和,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及“合作主宰世界”的部分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古巴导弹危机事件表明,大国对抗没有出路,也不会带来安宁,在全球化新时代,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家间对抗与冲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古巴导弹危机  赫鲁晓夫  肯尼迪  极限对抗  极限施压  极限博弈

  

   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危机”),即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针对美国的导弹,愤怒的美国得知后采取极限施压的办法,与苏联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极限博弈,迫使苏联撤回了导弹。这一事件是冷战期间苏美之间进行的第一次“核对抗”,这也是美苏冷战对抗的顶峰标志,曾使世界处于核大战的边缘。此后,双方虽有对峙,但始终避免这种大规模最高层级的危险对抗,因而在大国对抗史上具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仍是研究危机处理艺术的重大实验室”,①常被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或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经典案例来分析,这一事件对当前大国之间重大事件的认识与处理仍然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逻辑分析

  

   二战后,代表两大针锋相对阵营的美苏两国,各自依仗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展开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冷战,在全世界也展开争夺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较量。美苏两国谁都想获胜、谁也不让步、谁都无把握,构成了极限对抗的高危态势。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无疑是苏联试图与美国进行局部极限博弈的冒险之招,美国获悉情况后,大惊之下立即调集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庞大兵力,以对苏不惜一战的全面极限施压办法,与苏联展开危险的极限博弈,最终成功迫使苏联在古巴撤出导弹。

   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行动根源有三个维度,一是观念维度,二是角色维度,三是利益维度。亚历山大·温特(Aleksander Vinter)认为,国家作为施动单位,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把主观利益和客观利益协调起来。②苏联在与美国的非冲突性极限对抗中,正是依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身条件,与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边沿的极限博弈。

   (一)观念维度

   第一,赫鲁晓夫个人观念维度。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榜样,进一步加深了苏联老大哥的沙文主义思想。他幻想着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和苏联影响力,使苏联成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又与资本主义的霸主美国平起平坐,合作主宰世界事务。但赫鲁晓夫的个性又有很大缺陷,他“为人好冒风险,图新求变,但感情易冲动,莽撞而又反复无常。这种不稳定个性早在1960年秋季他在联大的‘皮鞋外交’和1961年夏季第二次柏林危机中就有所反映,并导致了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轻率、不谨慎和缺乏预见性。”③在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外交,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性格与观念的烙印。

   当时的国际形势新的变化,也影响了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的新看法。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和苏联阵营的进一步巩固,赫鲁晓夫一厢情愿地认为是时候改变与美国的对抗政策了,他一方面加强巩固东方阵营,另一方面谋求改善与美国关系。在1956年苏共20大报告中,赫鲁晓夫出于意料地提出“三和”路线,他认为苏联和美国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如果两国和平联合起来,就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策略,他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扩张政策”,④意图在和平旗帜的幌子下,加快发展苏联实力,借机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达到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目的。

   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苏联和社会主义力量壮大了,资本主义力量相对削弱了。赫鲁晓夫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他把这种变化融合进了对外政策中,他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⑤赫鲁晓夫这种观点使他认为苏联具有了与美国叫板的实力,可能借此实现与美国的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平起平坐”,因此,赫鲁晓夫也更倾向于对美国强硬,在柏林问题等系列问题上主动发起示强行动。不过,赫鲁晓夫的示强却并不如愿,他一改前任领导很少出国的状况,热衷出国访问,但在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及与肯尼迪的维尔纳会谈,都没取得什么具体成果,尤其与肯尼迪的会见,双方几乎就是“相互打量一下”便各自扬长而去。曾与赫鲁晓夫有过直接较量的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比较肤浅,随风转,容易变,是银样镴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⑥应该说,这种观察还是比较贴合实际的,尤其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更是直接印证了这一看法。

   第二,苏联领导集体时局观念的逐步变化。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猪湾事件”的发生,使苏联看到古巴在苏联全球战略上的价值,赫鲁晓夫也有意扶持古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把古巴变成苏联与美国竞争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后来苏联在古巴部署和撤出导弹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与古巴发展关系的目的就在于把古巴变成苏联全球战略的“棋子”。⑦1962年5月,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期间,针对美国在苏联邻国土耳其部署导弹对苏联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做法,他在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谈话时,为了消除这种苏联眼皮底线的安全威胁,他萌发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他认为,如果苏联在古巴也同样部署导弹,那么美国就不能轻率打击或入侵古巴,苏联还可以报一箭之仇,对美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美国也产生不安全的恐慌和绝对安全的幻灭。⑧当这种想法逐渐成熟之后,赫鲁晓夫也从更宏观局面进一步意识到,“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来保卫古巴,我们很容易失去它。”⑨此时,赫鲁晓夫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应该尽快部署。除了赫鲁晓夫作为最高领导的立场非常重要之外,另一个关键人物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持同样立场,5月24日,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强烈建议在古巴部署导弹,他给出的理由是:“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仅是为了保卫古巴,而且首先是出于苏联防御利益的需要。”⑩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共识。

   此后,苏联加紧了打算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秘密行动。这时候,苏联和古巴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苏联尚不能确定卡斯特罗是否同意在古巴部署导弹,为了探明卡斯特罗的态度,5月底,苏联派遣了成员中有战略火箭司令等人的一个“农业代表团”访问古巴,经过秘密商谈,卡斯特罗同意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11)6月,古巴派遣军事代表团访苏寻求军事援助,代表团团长就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古巴武装部队司令劳尔·卡斯特罗,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最终决心在古巴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弹。这时候的赫鲁晓夫,已经通过执政权力把个人观念植入了国家观念和时局观念之中,一心想着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影响力,他已经完全把古巴当成维护苏联全球利益、与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一颗重要“棋子”。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失去古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知道这对马列主义将是一个严重打击,这将大大降低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在拉美,如果古巴倒了,其它拉美国家将会抛弃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具体有效的遏制办法来对付美国对加勒比海的干涉。究竟用什么办法呢?合乎逻辑的回答是导弹。”(12)赫鲁晓夫是这样想的,其后他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后来苏联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达到了一定的目的,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生存与安全得到了保证,(13)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威慑苏联的导弹也得以撤除,与美国关系实现了相对缓和,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及“合作主宰世界”的部分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而且苏联也可腾出手来在导弹能力、军事科技、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其他国际事务上有所发展与行动。

   经过秘密准备,到10月份,为了迷惑美国和西方阵营,苏联通过严密的伪装商船和客船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总计163枚核弹头、42枚导弹、24套导弹发射架、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42架米格21型截击机、80枚带有常规导弹的20个巡航导弹发射架、4个海岸防御导弹架、12艘装备反舰导弹的巡逻艇和4万3千余名军人运进了古巴,并迅速进行导弹发射基地的建设。(14)苏联的计划还不止于此,根据原来的方案,苏联还试图在古巴建设大规模的水下攻击武器的设施,计划建立可容纳11艘潜艇的大型基地。(15)为了掩人耳目,转移美国和西方的注意力,苏联此时还在欧洲试图制造第三次“柏林危机”。“他们制造假象,尽可能不使美国怀疑;声东击西,继续在西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发表欺骗性声明并向美国人传达欺骗性口信,甚至不惜利用苏联驻美国大使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这样的外交官向美国传达欺骗性信息。”(16)经过紧张运作,到10月上旬,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署已经初具规模。

   对于在古巴部署导弹,有学者认为,“如果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来分析苏联的动机,那么应该说,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首要动机。”(17)这种分析比较中肯,也可以从赫鲁晓夫的事后的回忆录认识中得到佐证。赫鲁晓夫表示:“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他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的时候了。”(18)显然,在赫鲁晓夫的意向中,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主要还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全球利益,这也可以从另一个关键当事人卡斯特罗的认知中得到印证,他1987年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不认为苏联这一行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古巴,实际上赫鲁晓夫是为了实行有利于苏联的战略目标。”(19)卡斯特罗的这番话不无道理。

   (二)角色维度

   第一,赫鲁晓夫个人的角色与地位给苏联外交印上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内外政策上深深打上了他个人性格特征的烙印,从其个人特性来说,“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20)他的这种充满矛盾与冲突性格的个性,给他的内外决策带来不确定性甚至的危害。苏联在二战后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但赫鲁晓夫当权后,其喜欢冒进但遇挫则退的外交政策的频频失误,引发了内部的不满和原来盟友的反弹。有人指责,“他失去了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苏联军队还从奥地利撤了出来。他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动摇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关系,罗马尼亚开始摆脱苏联的约束。”(21)同时,那些非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也开始失去作为苏联代理人的作用。(22)而赫鲁晓夫个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个人权力与地位,也由鼎盛时期逐渐变得衰落,个人威望持续下降,不仅在党内高层中经常引起普遍反对,使得中央集体领导的趋势渐渐加强,而且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赫鲁晓夫显然需要借助外交成功来巩固自己的党内地位、政治地位和执政地位。

第二,苏联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领头羊角色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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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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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战略决策研究》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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