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中国宗族社会: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19-07-08 08: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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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在各国角逐政治权力的时代,在世袭制国家里普遍存在的以政治为前提的诸侯御用赞助人和供应商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似乎也同全世界一样,在同样的条件下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干过一番带来高利润率的大业。同时,采矿和商业也被当作财富积累的源泉。据说,汉朝有过,以铜钱计,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大富翁(《史记?货殖列传》:“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师史能至7千万。”“关中富商大贵,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但是,政治的一统天下在中国也象在统一的罗马大帝国一样,带来了资本主义倒退的后果,这种资本主义本质上扎根于国家及其与别国的竞争。另一方面,以自由交换为方向的纯粹市场资本主义仅仅停留在萌芽阶段。在工业内部,当然也有别的地方,例如即将讨论的合作企业形式内,商人的地位明显地比技术人员优越,这种优越性早已清楚地体现在协作中通用的利润分配方案中。地方之间的工业显然也常常带来投机利润。古代对农耕的经典评价很高,说它是唯一真正神圣的职业(农本)。但是这并未妨碍人们早在公元前1世纪(像在《塔木德》,这一注释、讲解犹太教法律的著作,在犹太教的地位仅次于《圣经》,通指自古至今的全部犹太教规范文集中一样)就认为,工业的获利机会比农业高,商业获利机会最高。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西方特有的制度在中世纪的城市中发展出了生机盎然的市民阶级。但是,这种制度(在中国)不是根本没有,就是面目皆非。在意大利城市的商法中,早就有了经济的理性物化了的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与社会基础,但是在中国这些都不存在。中国早就有了私人信贷发展的萌芽:宗族为其成员担保,但却仅仅存在于税收和政治刑法中,没有以后的发展阶段。从西方的家庭合股形式中,产生了后来的“无限商业公司”(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在中国,基于家庭共同体的继承人的合股形式变成了营利共同体,恰恰在有产阶层中起过类似西方家庭合股形式的作用,但却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含义。中国的官儿,是官儿也是收税人,——事实上当官儿的就是收税人,——他们有积累财富的理想机会,在世袭制国家里总是这样。退职官员把他们多少算是合法的所得用于地产投资。子辈们为了维系财力,甘作继承共同体中的共同继承人,并且提供资金让家里的几个成员就读,给他们创造机会,争个有收入的官职,进而使他们的继承共同体富裕起来,再进一步给族人创造当官的机会。这被广泛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在靠政治积累财富的基础上,——尽管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发展起都市贵族和出租零星土地的大地主贵族,后者既没有封建的印记,也没有资产阶级的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纯系升官发财。就是说,在中国也同一切世袭国家一样,典型的不是理性占优势的经济获取,而是——除了同样把货币所得用于土地投资的商业以外——控制着财富,尤其是土地积累的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官员发财,如前所述,还靠税收升水期任意规定纳税义务换算成通行货币的汇率。科举考试提供吃这碗饭的候补资格。因此,各省总是不断地分摊,只有例外的情况下才固定下来。停止在某州开科考试,是对当地名门望族最有效的惩罚,因为最容易从经济上感受到。家庭营利共同体的这种作法显然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的发展背道而驰。——不过,家庭营利共同体除此之外还受到宗族的严格束缚。下面,我们就联系这个间题来讨论我们已经一再接触到的宗族联合体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西方,宗族的作用就已烟消云散了。 可是在中国,宗族的作用却完完全全地保存了下来:它既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合股方式。而且,甚至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在其他地方,甚至印度,都是闻所未闻的。上面的世袭制政府同与它抗衡的下面的结构慎密的宗族组织发生了冲突。迄今为止,相当一大批具有政治危险的“秘密社团”都是由宗族组成的。村庄多以宗族姓氏命名,有的村子只有一族,就以占多数的代表姓命名。村庄也可以是宗族联盟。古老的地界说明,土地不是分给个人的,而是分给宗族的。宗族共产体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维系着这种状况。从人口最多的宗族中推举村长,——村长往往是有报酬的。(族)“长”辅佐村长,并且有权罢免他。下面就要讲到,每一个宗族都有独立惩处其成员的权力,而且行使这种权力,尽管近代国家政权没有正式承认这种权力。世袭行政当局肆无忌惮地干涉宗族:机械地把它们组成责任联合体(兼管纳税和治安的保甲组织)、命令它们移居、重新分配土地、按丁——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划分人口。尽管如此,宗族的团结与维系仍然完全依赖祖宗崇拜,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祖宗崇拜是唯一不受专制教皇主义政府及其官吏控制的民间祟拜。它由作为家庭牧师的家长在家族的帮助下进行管理,但无疑是古典的而且古老的民间崇拜。早在穷兵黩武的远古时代的“男子聚会所” 里,祖灵似乎就发挥过作用。——顺便说一下,这似乎与真正的图腾崇拜很难一致,似乎说明,在男子聚会所的形式下,君主及其仆从的仆从特征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世袭卡里斯马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信仰一直是相信祖宗神灵的力量,虽然不是只相信自己祖灵的力量,但基本上是;相信自己的祖灵起着在天神或上帝面前转达后辈愿望的中介人的作用——这种作用从礼仪和文化上得到了证明——;相信必须无条件地向祖灵贡献牺牲,以使他们心满意足,保持良好的情绪。皇帝的祖灵几乎与天神的仆从同列。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子嗣,无论如何,必须领养立嗣,如果他还未立嗣就过世了,那么他的家族也要为他身后拟嗣——与其说是为他,倒不如说是为了他们:为了在他的亡灵前心安理得。这些控制一切的观念的社会效用是明摆着的:其一是宗法权力的强大;其二是宗族自身的团结。在埃及,控制一切的是死者崇拜,而不是祖宗崇拜,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那里宗族的团结在官僚制和财政至上的影响下也被破坏了(只是要比美素不达米亚早得多)。在中国,宗族的团结都得到了维护和加强,发展成为一种同政治上的统治者权力对等的势力。

  

宗族组织


   每一个宗族原则上在村里有自己的宗祠(直到现在仍是这样),除了祭祀器具外,祠内往往有一块匾,上书宗族承认的“德律” (家法、家规)。因为,自己赋予自己规约的权利,对于宗族来说实际上一直是不容置疑的,它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甚至在礼仪问题上——也是反法律的。宗族对外团结一致。如上所述,除了刑法以外,并不存在互助责任,但是,宗族总是尽量解决族人债务。在长老主持下,宗族不仅能对族人鞭笞和除名——后者意味着剥夺公民权利终身——,而且也像俄国的米尔一样,能放逐人。往往很高的消费性的借贷急需基本上也是在宗族内部解决的,济危扶困是富裕族人义不容辞的。当然,一个非本族人如果叩了许多头,也得借钱给他,因为这个绝望了的人如果自杀,他的亡灵就会来报仇,谁也不愿意担这种风险。好像没有谁痛痛快快地主动还过帐,起码在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宗族作后盾时是不愿意还帐的。不过,最初只在宗族内部有过明确规定的济贫义务和信贷援助。必要时,宗族也同外族械斗:在中国,只要涉及个人利益和个人关系,那种义无反顾的勇敢就会同由拉夫和雇佣兵组成的政府军队绰绰有余的怯懦形成鲜明对比。在必要时,宗族还施医舍药、操办丧事、照顾老人和寡妇,特别是:兴办义塾。宗族拥有财产,主要是田产(“祖田”——氏田),富裕的宗族往往还有大量义田。宗族通过出租(往往3年后拍卖)来利用这种氏田,但是转让需经2/4多数通过,收获分配给家长。典型的分配方式是:男人和寡妇每人1份,59岁以上的人每人2份,69岁以上的人每人3份。在宗族内部,世袭卡里斯马原则与民主原则融为一体。所有已婚男子享有平等的表决权,未婚男子只有咨议权,妇女没有宗族参议权,如同没有继承权一样(只有要求陪嫁的权利)。长老们发挥管理委员会的职能,每人代表族里的一个支系,但首先要由全体同胞每年选举产生。长老们的职责是:收税、经营族产、分配收获,特别要祭祖、管理祠堂和义塾。即将退位的长老按照年龄顺序提出候选人;如果候选人拒绝,再依次推举年龄较轻的。

  

   通过购买或承租共同得到土地并分配给家长,至今仍很常见。达官、商贾以及其他终身离土的人,都得到补贴和一份家谱抄本作为证明,他们受宗族裁判权辖制,但可以赎回他们的分产权。在古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世袭田地很少落到外人手里。妇道从事的家庭纺线、织布和裁缝业使独立的纺织工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出现,特别是,有时他们还自产自销。头戴脚穿的多是自家制品。由于1.宗族也是对于每个人十分重要的祝祭(通常一年两次祭祖)的主持者和家长写家史的对象;2.直到目前人们还认为,向学徒及贫苦的帮工提供低息资金,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工匠,是宗族的事务;3.前边已经说过,宗族长老们挑选他们认为有资格读书的后生并为准备、考试、捐官提供全部费用——因此,这个联合体(宗族)除了意味着对家计自给自足的经济支持以外,显然还意味着对市场发展的限制;从社会角度说,对于宗族成员,包括在异乡、特别是城里生活的人的存在来说,宗族就是一切。

  

   正因为如此,“城市”对于它的多数居民来说,从来不是“故乡”,而是典型的“异乡”,我们在前边已经大致提到了,城市没有现在要讲的有组织的自治,这更突出了它同乡村的差异。或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行政管理史上充满了朝廷力图在城区以外发挥行政功能的努力。除了在税收方面达成了妥协,这种努力只获得了短期的成功,由于皇家行政独特的粗线条管理,不可能获得永久的成功。直正的官员为数甚少,这种粗放管理是由财政决定的(反过来又决定着财政状况)。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在这些地方,皇家行政不会碰到外面那样强大的宗族血亲联合体,——如果能同工商行会和睦相处——会大有作为的。一出城墙,皇家行政的威力就一落千丈,无所作为了。因为,除了本身就足够厉害的宗族势力外,它还得面对乡村本身有组织的自治。也有不少农民住在城里,这种城市就叫作“耕民城”,所以只存在管理技术上的差异:“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

  

乡村自治


   村落式的居民点在中国的基础是对安全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没有任何一点点“警察”概念的粗线条的帝国行政从未得到满足的。大多数村庄都有防御工事,最初像古代城市一样用栅栏围起来,但经常是有围墙的,似乎直到今天仍如此。为了解除轮流值勤的义务(马上就要谈到),村里雇了守卫。有的村子有几千人。乡村与“城市”的区别仅在于,乡村自已履行这些职能,并且与城市相反,它们自己有这样的机构。由于中国的法律和农民的思维方式中天生没有一丝“法人”概念,所以这种机构就是村庙,近代习惯于供奉随便一尊通俗神:将军关帝(战神)、北帝(商业神)、文昌(学校神)、龙王(雨神)、土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神,为了保证死者来世的良好品行,死了人要通知土地)等等。——至于供哪一尊神,似乎无关紧要。因为同西方古典时期一样,村庙的宗教含义仅限于少数礼仪活动和偶尔的个人祈祷,此外,村庙的含义就只在凡俗的社会和法律方面了。

  

村庙同宗祠一样,也有财产,特别是地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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