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可 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

——牛可副教授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2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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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可   刘青  

   一、“必也正名乎”

  

   刘青(以下简称“刘”):目前,中国学界正在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一学术领域或者说智识事业?

   牛可(以下简称“牛”):学术领域的范围越大,构成越繁多复杂,界定和理解中的困难和分歧就越多。所谓“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这种情况。对此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应当具备充足的学理和学术史的基础,也必须超越现行学术体制的局限性。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宽泛的指涉:在民族国家时代和现代学术专业化时代中,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中关于本国范围以外的世界的部分,是针对各种意义上的“他者”的一种知识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和完备的对外研究体系产生和存在于美国,美国的对外研究体系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范本。在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之前,相关学术领域和学科要素当然并非不存在。1949年以后的学科体系中,我们有以“外国”“世界”“国际”命名的一些学科组织建制,比如“外国语言edf壹定发娱乐”“外国edf壹定发娱乐”“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国际政治”,还有“国际问题研究”等。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概念和组织框架来推进、重组和更新那些以往已经存在的学科领域和知识要素呢?在中国今天方兴未艾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应如何求取比较自觉、充实的认知,赋予它比较合理、清晰的学理依据,进而求得合理的组织方式和行动策略呢?

   首先对语汇做一些解释和澄清是必要的,名正才能言顺,理通而事立。语汇关系到对研究的对象、单位和议题的看法,关系到潮流、方向。中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直接英文对译是“country and area(regional) studies”。这在国际上并不通行,甚至可能给人有点怪异的感觉。①纳入“国别”二字,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和传统。中国以往的对外研究组织中比较突出国别向度,特别是大国研究分量很重,现在又要提倡对一些小国的专门研究,这里面的考虑可以理解。而且我们的“区域”一般都理解为国家之上的地理空间范畴,与“国别”没有语义上的重合。但是,英文的“area”或者“region”从区域研究在美国发端时就涵盖了国家之上、国家和次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单位,所以,如果把“区域和国别研究”对译为“area and country studies”,则有构词法上的语义重复问题。②

   从美国和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过不同用语,包括“area studies”“regional studies”“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ies”“area study”“world area studies”“foreign area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等,因时代变化而有变化,并因不同机构和个人而各有不同,如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在其正式组织和课程体系中仍沿用regional studies。但相当长时期内最常见的还是“area studies”。正如后面还要谈到的,区域研究运动在智识和组织上的要旨在于其包容性和沟通性,而这正反映在近几十年来一个明显趋势之中,即越来越多地使用“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international studies”。这反映了学术界对战后形成的“传统”区域研究格局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思和矫正,即鉴于原有的区域研究单位(尤其是民族国家)经常过于封闭僵硬,对各种“跨越边界”的事物重视不足,需要以“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对旧式区域研究的智识和组织议程加以更新和替代。在“国际”之外,很多新的学术研究项目和机构也经常采用“跨地区”(interregional)、“跨国”(transnational)、“跨文化”(transcultural)、“全球”(global)、“比较”(comparative)的形容词标签,就反映这种共识和趋势。这种趋势,用美国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卡尔霍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和凸显跨越各种边界的“联系”(connections),而避免让研究的地区单位成为封闭自足的“容器”(containers)。其中有学者也不看好“国际”这个词,认为它让人联想到传统和狭窄意义上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隐含民族国家(nation,nation-state)本位的意味。但是,完美的术语标签经常难以求得,特别是对这样一种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的学术复合体来说。“国际”一词能够也应该予以拓展性的理解,去包容各种跨越边界的对象和议题。这个词可以被认为包容性最强,也是得到制度性认可最多的一个。③权威的《国际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中多个相关词条均采“地区和国际研究”一词。④可以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在战后前几十年间流通的传统形式;而“区域和国际研究”则代表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更新的智识和组织理念,其中,反映出来的基本动向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跟从的。不同机构和研究议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取向选取不同名称,但用以指称一种国际性的知识综合体时,或者用于全国范围内乃至于一些高校的综合性的、旨在发挥包容和沟通功能的学术规划和组织框架,“区域和国际研究”显然是更合理和可取的。

   这个名称算得上兼具准确性和包容性。比如,美国区域研究初创时,国际关系学、外交史倾向于被排除在外;但在如今“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格局下,这两个领域都成为当然的组成部分。中国当前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国际关系学科格外积极。⑤有了“国际”这个词,不仅国际关系学,而且存在于各学科的研究中外关系和外部世界的各种交往和关系的领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整合进来。中国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孤立和分割情况尤其严重,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对原有学术体制中所有涉及外部世界的领域和因素予以动员、协调和整合。而且,我们也许不应该像西方那些过于热衷于“全球化”的人那么忌讳“民族国家”的概念,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枢纽制度,我们今天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

  

   二、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基本机理

  

   刘:要对认识区域和国际研究取得一些所谓“原理性”的认识,有哪些基本的认识进路和思考方法?

   牛:我想首先应该指明和突出对外(域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而在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认识中,这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向度,但也经常被遗忘或者忽略。

   人以群分,人们在集合成共同体和社会的过程中形成集体认同和他我之辩。而社会性的信息、知识和学术,在其他向度的分类和组织方式之外,还可以被区分成两个基本部分,即关于“我族”和关于他者群体的部分。认知区域和国际研究,首先应该突出这个基本的概念向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正式的、明显的知识分类和组织的向度,但在现代以前,关于他者——“非我族类者”——的知识经常被湮没在主流的和正式的知识体系之中,甚或被排除在外,很少被赋予正式的、制度化的知识地位,经常处于弱小、边缘、零散和身份模糊的状况。一般说来,在前现代世界,由于社会生活范围狭隘封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交往较少,关于他者的知识动力和兴趣一般都不强。西方文明兴起以来,欧洲殖民国家逐渐达成对非西方世界的宰制和“包纳”,它们首先致力于关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知识生产。而在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之下,他我之别得以强化和清晰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总是会凸现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动力。所谓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均有服务知识工程的功能,而外部世界的知识就是其中必然的要素。但内外知识的关系、对外知识所占的分量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国家情境和文化传统不同而有差异,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在域外知识上有更大的兴趣和驱动力。现代国家的构建一般伴随知识生产体制的重大变化,即职业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知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知识生产体制有一个内在的长期趋向,即不断扩展它的知识对象的范围,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事物对象化,也就是说把越来越多的事物和议题纳入专业化、职业化的正式知识生产体制。现代学术演进的过程是扩张认知对象的过程,是把先前不以专业学术方式加以认知和处理的东西变成学术研究的对象。大体而言,以本国和母文化(及亲缘文化)为对象的知识,总是比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更早地达到“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境地,并取得专业化、制度化的地位,而且这种倾向在社会科学中比在人edf壹定发娱乐术中更强。

   以上当然是非常粗略的讨论,但应该可以引出一个基本路径,即在对外知识和对内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对前者加以知识社会学的或者说“知识社会史”的认知。⑥在我们熟悉的人文社会知识的当前分科体制下,对内和对外知识之间基本区分的向度经常被淡化、被淹没、被忽略。而在这里把它凸显出来,为的是帮助人们去了解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是否会建立,又如何供养一个域外知识的组成部分?域外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在制度上加以组织?它和整体的知识生产体系(首先是社会人文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知识体系与他们的总体的政治、智识和文化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相互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些都是复杂、困难的问题,要有大规模、多方面的研究为才能回答。但对构造区域和国际研究所需的充实和合理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对今天理解地区和国际研究在国际和中国范围内的处境、机理和方略而言,这种概念向度要负责提供一些“原理”也就是“rationale”意义上的认识。而要获得一种比较成熟的“概念化”和原理性认识,仅靠今天不同学科和专门领域中原有的、自发的、比较狭窄的学术史概念、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是不够的。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是必需的。尤其是对参与这方面工作的学者、管理者和学术规划者来说,在这个向度上建立问题意识,展开自我教育和更宽阔、深入的思考,是必要的甚至是紧迫的。

在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二分向度下,首先可以照见对专业化、制度化对外研究而言的两个机理性的东西。第一个是“后进性”(backwardness)机理,也就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建立的早期阶段,对内研究的规模和地位总是远远超过对外研究,甚至形成前者对后者某种挤压和排斥效应。换言之,在现代学术体制中首先获得全面制度化建制的是对内研究,而对外研究必然具有“后进”性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社会和文化系统对其自身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总要远远超过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而民族国家时代的专业化学术体制通常也会延续甚至强化这种态势。在我们所约略观察到的称得上有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的各国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关于本国的部分一般都要远远大于关于外部世界的部分。其中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在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和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过程中所需要的治理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首先面向和偏重内部,比如,现代历史学的在创立初期总是呈现为“国史”(national history)独大的格局,而现代社会科学也常常发端于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性关切,经常呈现为“病理式研究”的旨趣和样式;第二,为“专深研究”所标识和界定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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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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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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