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胡适之《说儒》60年(1934—2014)研究史:评述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7 次 更新时间:2019-07-11 13: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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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关键词:胡适;《说儒》;儒学;学术史

  

一、前言


   原儒问题起自《汉书?艺文志》,历代虽有讨论,却以晚清民国时期为最,故其实是“近代的问题”。晚清原儒,以刘师培开其端,而以章太炎创立范式,形成原儒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时期的原儒,则以胡适之《说儒》为代表。此文1934年底甫一发表,即引起瞩目与争议,但有关研究则自1949年后方起始。不过,由于复杂的原因,《说儒》研究也与社会政治的状况相始终,到1980年代后,才真正谈得上是步入了学术层面。

  

二、1949年前有关《说儒》的反响、商榷和评论


   1934年底,《说儒》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上刊出后,曾引起学界的多方反响和商榷,以后则相对沉寂。其中涉及27位学者,商榷文,计17篇。

  

   《说儒》1934年5月19日撰成后,循例油印分送友好,今可查案底的至少有钱玄同和孟森二位。前者在日记和书信中有所记录,但未见具体意见[①];后者致信胡适,感叹《说儒》之为“奇作”的同时,亦献疑若干[②]。这是私下的反响。

  

   最初的公开反响,以时任中央大学教授胡鉴民1934年11月6日发表的《胡适之的“儒”论的旁证》[③]一文为代表。这篇至今未见学者引用的短文,其价值值得注意。它是1949年前唯一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视角,且以北非部族为例,证明《说儒》的观点具有普世性意义的。

  

   最早公开提出商榷、发表相关文章最多者是江绍原。从1934年12月16日开始,12月21、22—24和25日,他连续在北平《华北日报》上发表了《古宋君臣们的民族复兴运动——驳胡适之》、《力劝宋襄公复兴殷民族者谁耶?》和《“天之弃商久矣……”是谁说的?》三篇文章[④]。翌年8月11、13日,10月1、2、7—9日以及10月21日,又在《北平晨报》上先后发表了《读胡适之〈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读胡适之〈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续)》和《暂结束读胡适之〈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江绍原的商榷文与持肯定态度的杨向奎1936年4月9日在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43期上发表的《读〈说儒〉》都指出,《说儒》中将《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大司马固谏”一句中之“大司马”释为“子鱼”,将“固”解作副词之误。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多是怀疑《说儒》“悬记”说的可信度,而后者则只是为了补遗。不过,二位都为《说儒》与冯友兰的商榷意见进行再商榷。

  

   另两位学问偏旧的学生辈学者李源澄和李翘分别发表了《评胡适〈说儒〉》和《说儒》[⑤]。李源澄接受旧派中华文化人文起源论,对于胡适之《说儒》建构的宗教起源颇不以为然,这是他质疑的基础;而李翘的同名文章虽没有提到胡文,但文尾的“编者附识”却透露了其文执意同名,实有挑战之意。他与李源澄一样,都对胡适之《说儒》所谓“儒为柔懦”表示不满。这中间既有学术识见的不同,亦是在民族危机的特定语境下的心理使然。

  

   早已接受唯物论的陈独秀1934年12月3日在致罗家伦的信中,谈及拟撰写一部《孔子与儒家》,且向后者索要胡适《说儒》作参考[⑥]。虽然三年后发表《孔子与中国》时,并未直接引述《说儒》,但孔子之前有“儒”,他显然是认同的[⑦]。另一位接受唯物论的学者刘兴唐的《儒家的起源》虽仅有一句话涉及胡适《说儒》,且还是否定性的,但实际上,此文在许多方面受到《说儒》的启发,精神上的契合之处亦不少,只不过是化得好而已[⑧]。

  

   1935年1月2日,胡适曾提到《说儒》引起的反应,说“奇怪的很,一班老辈学者,如陈垣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高梦旦先生,倒是都很热心的赞成我此文的”。“有些人——少年人居多!——一时大概不会接受这些见解。”他举出的例子是刘节来信中的“未敢苟同”[⑨]。而协助校订《说儒》初印稿的丁声树在来信中对胡适“殷人无谥法”的判定也提出了异议[⑩]。但“少年人”中亦非全都如此。夏承焘、孙楷第,或在日记,或在来信中肯定《说儒》[11]。王崇武更是生出续《说儒》之念,且径自付诸实施[12]。姚从吾则建议向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 Franke)、傅吾康(W. Franke)父子寄赠《说儒》[13]。

  

   胡适还提到林宰平、冯友兰、顾颉刚等三位可能的反对者。这三位都不能称“少年”,其中冯、顾虽是学生辈,但学问上已能与胡适比肩,甚或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后者,他们算是同代、同辈人或更合适。而现在看来,《说儒》发表后,与之商榷的意见中,以冯友兰、郭沫若和钱穆为最有力,亦最具代表性。

  

   冯友兰的《原儒墨》[14]不仅是知名学人中第一篇公开商榷之文,其力度在诸篇商榷文中也是最强的。冯文就《说儒》立论基础,逐条质疑,几乎全盘否定了《说儒》。其特点是,没有就《说儒》观点部分作过多的讨论,而主要是从支撑观点的证据上,使用胡适最擅长的考据方法进行商榷。也即是说,是用胡适之法还治胡适之身。客观地看,使用考据方法,亦是秉承专业化、学科化后的学术规范,颇显示那一代学人对于多元观点的尊重,以及对坚实证据的追求。

  

   郭沫若1937年7月20日发表的《借问胡适》[15]及五年后发表的《论儒家的发生》[16],均是与《说儒》商榷的。但与冯氏的全盘否定不同,郭文虽话语上颇不客气,却在观点上颇与胡适相契合。如他虽不同意《说儒》“三年之丧”为殷制,却同意《中国edf壹定发娱乐史大纲(卷上)》“三年之丧”为孔子创制的旧说。在“儒”之起源和《周易》年代的判定上,都与胡适高度相似。郭文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的特长,对《说儒》中证据进行质疑,且提出了诸如殷高宗患上了“不言症”(aphasia)以及《周易》的作者为馯臂子弓等独到论断。但现在看,这些论断已很难获得支持。

  

   《说儒》发表后,钱穆仅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提问时发表过一些口头评论,这些口头评论后被其助教贺次君汇集成文,予以发表[17],直到1942年钱才发表《驳胡适之〈说儒〉》[18]。其中有关正考父鼎铭乃私人处事格言的定位以及依据冯友兰据《士丧礼》与《既夕礼》旧注,以为其中22次泛称之“祝”均乃“商祝”之说[19],是最有力的驳证。但诸多意见主要还是“先见”不同所引起。如“老前孔后”,他本来就不接受,此次胡适径称“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20],这个跳脱出原来问题域的石破天惊的大胆假设,显然不是其所能理解的。这是胡适超越同代人的地方。

  

   复按1935—1949年间出版的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回顾性著述,提及胡适之《说儒》的并不多。有关晚清民国中国史学史回顾的两篇重要文章,即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21]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22]都视胡适为中国edf壹定发娱乐史或以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开山。周文且肯定“使中国史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不过,也仅在注释中顺便提到《说儒》和傅斯年的《周东封和殷遗民》。齐文则未提及《说儒》。1935年出版的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陈正谟《现代edf壹定发娱乐思潮》和瞿世英《现代edf壹定发娱乐》都将胡适作为中国edf壹定发娱乐史的开山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也没有提及《说儒》。倒是林同济1940年发表的《第三期的中国edf壹定发娱乐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对《说儒》有一些品评。

  

   林文说:“六年前胡先生自家就坦率告诉我说,他对他从前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见解,已经‘全部推翻’了。他那时候正在缮写《说儒》一文。尽管许多学者对于《说儒》内的事实判定以及整个结论,表示异议之处不少,但在为学的见地与方法上,胡先生这篇研究无疑地呈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灵机。……比当初那部机械式的《中国edf壹定发娱乐史大纲》,活气得多,成熟得多了。”[23]林氏所谓《说儒》“全部推翻”了胡适以前有关中国思想史见解出于他个人六年后的回忆,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只能存疑。但胡适学术和思想上的变化,却是事实。

  

   40年代另一提及《说儒》的是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edf壹定发娱乐》一文以及在此基础上结集的《五十年来的中国edf壹定发娱乐》一书。贺麟也认为,胡适的《中国edf壹定发娱乐史大纲(卷上)》“开新风气,提示新方法影响很大”。但在《说儒》后,胡适“似又退回到尊孔态度”了[24]。

  

   1949年前,有关《说儒》,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而1949年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出现学术层面的系统研究。不过,非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也值得回顾。

  

三、从批判开始的《说儒》研究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说儒》研究是从批判开始的。当然,这类批判文章受政治影响,并非学术上的客观讨论,但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批判中的隐性见解,即在批判中无意地透露或从反面揭示出的《说儒》被遮蔽的面相;二是出于研究的习惯,在批判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诉诸于学术讨论。

  

   1954年11月—1955年5月,“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代表性文章都收在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中,直接涉及《说儒》者,计10篇。

  

从30年代中期始,冯友兰与胡适渐渐疏远,但他对胡适的关注始终没有停止,此点从其批判文章的许多论断即可看出。如说胡适直到1925年《戴东原的edf壹定发娱乐》中才反礼教,这是许多人未曾注意的。冯文梳理出胡适“尊孔”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发前人之未发。而将《说儒》看作是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也证明了《说儒》的地位。冯文的几个观点亦值得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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