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人间灾难——红色高棉的强制乌托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30 次 更新时间:2019-08-19 16:26:40

萧象  

   萧象:人间灾难——红色高棉的强制乌托邦

  

   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红色高棉是令人最不愿直视却又无法回避的一章。这个东南亚丛林中走出的政党,在夺取政权后的三年零八个月间,为搭建“通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的阶梯”,推行一整套激进的极端革命政策,制造出一场骇人听闻的阶级灭绝——用暴力手段大规模消灭异己,使100多万人(关于大屠杀死亡数字,众说纷纭,一般认为100万是可以接受的估计)死于非命,而整个国家当时仅700万人口。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惊人规模的人口死亡,堪称20世纪最大一宗人道灾难。也正是因此,使得红色高棉很快就失去政权,并最终走向覆亡。红色高棉惨无人道的暴政让共产主义运动蒙上一层猩红的阴影,使人们对这一运动本身所具备的某种理想和表现出的悲壮而抱有的同情,得以消解。在血腥的现实面前,人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困惑,需要追问——红色高棉何以会如此?阶级灭绝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善良的愿望导致相反的结果,而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人间地狱?

   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它是柬共的代名词。柬埔寨共产党,脱胎于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印度之那支部,正式成立于1960年,其最高领导层主要由一批留学法国的知识精英所组成。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对那些充满内忧外患、要独立求解放的的民族国家的确具有强大的理论功效。但移植于柬埔寨这样的国度,似乎显得水土不服。柬埔寨地广人稀,土地数量远远超出农民的种植需要,并有大量森林可供垦殖利用,农村的贫富分化程度普遍较低,且高棉民族以佛教立国,95%的国民信奉佛教,性情平和,温顺安分,这就使得革命思想的传播和组织发展相当缓慢。至1965年柬埔寨全国党员2000人,即便到了1970年红色高棉拥有的游击武装也不过4000人,远不足以对政府构成威胁。

   然而,历史面貌常常为一些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所塑造。1970年3月18日金边一场突发的政变,改变了柬埔寨的历史进程,给红色高棉的崛起带来了转机。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藉政变而上台执政,废黜了亲王西哈努克。在中国的策划和帮助下,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成立了有红色高棉参加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以此对抗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红色高棉就此从地下走上地面,具有了某种合法性。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为代表的红色高棉掌控了统一阵线的实际权力,虽说西哈努克担任着阵线主席,名义上由他在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凭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这一组织招牌和西哈努克在国内拥有的巨大威望和号召力,红色高棉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越南共产党所起作用不可忽视。柬埔寨东邻越南,北越军队常以柬埔寨边境丛林为据点,与美军周旋,并将“胡志明小道”延伸到柬埔寨境内。西哈努克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对北越军队的行为及其借道予以默许,惹恼美国,美空军为追击北越军队而越界轰炸柬埔寨边境,激发柬埔寨反美民族矛盾。红色高棉以反美民族矛盾获得号召力。西哈努克落难,北越亦不失时机地施以援手,提出愿意提供军事支持,帮助西哈努克重新夺回王位,亲王自是求之不得。而北越真正援助的当然是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红色高棉。

   得此天时地利,红色高棉数年之间势力大增,武装力量数量上很快超过了政府军。于是,在美国撤军越南,宣布放弃对柬埔寨金边政府援助之后,红色高棉于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夺取了全国政权。柬埔寨由是进入史无前例的红色高棉时代。

   占领金边的当天,“安卡”(柬语,意为“组织”,柬共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内部以“安卡”相称,直到1977年柬共才公开)即颁发了一道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空城行动”命令——要求全体居民,无论男女老幼病残,一律撤离市区,疏散到农村,给出的理由是美国飞机即将来袭。而背后的动机却很复杂:一是没有城市管理经验,担心暗藏的敌特搞破坏,索性一锅端,将所有人一并撤到乡下去;更深层的动因是,城市被视为产生资产阶级罪恶的渊薮,消灭城市不仅可消灭城乡差别,也铲除了资产阶级赖以生长的土壤。

   人们被迫离家出城,以为真如“安卡”所言几天之后即可返回,殊不知,这一去却是渺无归期,对很多人而言,更是走向了永无归途的死亡路。新华社记者杨木在《采访红色高棉》一书中写道:“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男女老少,有的歇息后还能再走,有的一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有的家庭走着走着就失散了,到处都是寻人的凄厉叫声。”“越到后面越凄惨,那些‘安卡’少年兵用枪托赶着人走。‘安卡’见到电视机、电话机就砸,把沙发也用刀划破后拆散,说是‘砸烂封建,打倒资本’。”不出数日,人口百万、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满目狼藉一片死寂的空城。

   不只金边,其他城市也同样复制了“空城行动”。就这样,红色高棉执政伊始所作的第一件大事,竟是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没有城市的国家。

   紧随其后,红色高棉推行了一整套国家革命与社会重构的激进政策,它们包括:一、施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三无社会”;二、建立集体合作社,开展“超大跃进”;三、婚姻由“安卡”作主,实行配给制;四、没收私人财产,取消私有制,等等。

   这样的社会变革政策,任意一条,把它展开来看,不是颠覆社会文明秩序,就是违逆人性人道,全都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反动和倒退。如取消货币,没有商品流通,社会只能退回到以货易货的原始阶段;没有邮政,人们无法通信联系,同时也关闭了寺院、学校、医院、图书馆,禁止拥有收音机,社会的信息流通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被隔断,整个国家成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

   又如,实行集体合作社。按照性别和年龄,社员分别被编入不同的“劳动营”(男子营、妇女营、青年营、老年营),实行“战斗化、军事化”管理,在“安卡”人员监督下,从事艰辛的劳作与农活。不仅超强度劳动(每天劳动时间从最初的10小时到后来的15.5小时),还不能保证每日三餐,忍饥挨饿是常态,很多人因此而死亡。而由于男女分营,各处一地,夫妻难得一见,即使见面,亦必须经得批准,且6岁以上的孩子需与父母分开,另入少年营,加上改家庭“单食”为集体食堂制,使得家庭名存实亡,处于解体状态。

   取消私有制,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主张,但一般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而红色高棉则更趋极端,更具特色,不仅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人财产也一并实行公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戒指等私人财产,一律没收之外,连炊具和粮食也全部上缴集体充公。结果,红色高棉垄断了全部社会财富,人民变得一无所有,成了衣食行住全得仰赖“安卡”供给的奴隶劳动者。

   另一项骇人听闻的行动也在有计划地同步展开。这就是清除异己的大屠杀。屠杀始于占领金边之日,从最初的所有与前政府有关的官员、军官、警察、士兵、公务员,到后来的一般教师、医生、护士、职员、商人、业务员,凡是受过一点教育有点文化的,甚至只要戴眼镜、会点外语的,全都名入杀戮之列,在劫难逃。柬埔寨全国原有正规医生6000多名,劫后余生仅46人。很多人靠假装不识字和隐瞒身份才得以幸免于难。20万华裔华侨和2万越侨,作为潜在的异己者也惨遭屠杀。当前政府的敌对分子和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公开的敌人与异己者被清除之后,杀戮之剑便指向了自己内部。

   1976年柬共中央以“美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渗入我们内部”、“隐藏的敌人在内部破坏”为由,开始对组织内部进行清洗。柬共最高领导层,十三人中有五人在清洗中被处决。各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金边南部一所代号为S-21的监狱,就是专门用来关押审讯党内敌人,仅此一处就处决了至少14000多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而各地仿照S-21而建的集中营就有196处。除了所谓的内部敌人,一批被怀疑故意偷懒和搞破坏的普通百姓,在清洗中也横遭祸害,命丧黄泉。

   就这样,红色高棉采用大规模处决、强迫过度劳动、蓄意饥饿和虐待等方式,从1975年4月到1979年1月,在3年零8个月的统治期间,致使100多万人死于非命。对只有700万人的小国寡民,如此惊人规模的人口灭绝,实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边界。这种杀人如麻的嗜血属性,在红色高棉写满“血”字的国歌中可见出一二:“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红色高棉丧心病狂的血腥屠杀不仅激起民众的强烈怨愤,也令柬越关系急剧恶化。1978年12月25日越南以屠杀越侨为由出兵柬埔寨,很快便于79年1月7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就此土崩瓦解,失去了执政权。这一天柬埔寨人民称其为“大屠杀逾越日”,也就是大屠杀的终结日,并作为国家节日而永为纪念。民心向背,于斯备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红色高棉,其兴亦勃,其亡亦忽!

   20世纪人类所发生的各种大屠杀中,或是因为种族冲突,或是因为政治冲突,或是因为宗教或部落冲突,而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既非种族冲突,也非完全是政治冲突,更非宗教或部落冲突,而是族群内部的自我残杀,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一书中分析认为,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能比强迫改宗或政治灭绝谋杀意图更为明显,”是“有预谋的对整个社会阶层的大规模杀戮”,“大多数受害者被界定为阶级敌人,”因而称其为“阶级灭绝”。阶级灭绝为左翼政党所专属,它是阶级斗争的极端表现。

   如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有希特勒,苏联党内大清洗之有斯大林,红色高棉之阶级灭绝,也是因有波尔布特。波尔布特1925年生于柬埔寨北部的一个殷实家庭,少时曾出家为僧,1949年从金边技术学校毕业后留学法国,在左翼思想影响下,接受共产主义洗礼。1952年归国,1962年成为柬共总书记,执掌柬共长达35年。

   虽然波尔布特留学法国,在巴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但对其革命与政治生涯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乃是东方的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有较强的中文听说和阅读能力,通读了毛泽东全部的军事著作,对毛泽东思想娴熟于心。他秘密或公开到访中国多次,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1965年,波尔布特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彭真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共“秀才”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等理论,而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学说,尤为波氏心领神会。

   更为重要的另一次是1975年6月21日。红色高棉夺得政权不久,为取得革命建设和巩固政权的“真经”,波尔布特再度来到北京,见到了毛泽东。会见中毛泽东对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革命表示肯定,说:“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就政体建设问题,以中国国内还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为例,谈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此前,毛泽东还向在北京的英萨利推荐了张春桥、姚文元所著《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波尔布特表示:“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斗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们在党内也进行学习。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波尔布特的毛泽东思想影响,显而易见。建政之前,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复制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建政之后,集体合作社,男女老少分营,战斗化、军事化管理,集体食堂,取消商品,在在隐现中国1958年的痕迹,连“大跃进”的名称也一并照搬(当然往前更可追溯到苏联源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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