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进步与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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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友  

  

   摘要: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是我国民法典的重大创新。2019年8月的人格权编三审稿在整体上基本保留了二审稿的内容,在人格权和隐私权的定义、个人信息的范围等方面有小幅修订。三审稿草案也沿袭了二审稿的一些不足和缺漏,一些重要的制度亟待补充进入法典。从法典体系性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编除应处理好内在的编排体例问题之外,还应处理好外在体例问题,置于民法典分编之首,既突出其极端重要性,也彰显中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民法典 人格权 人格权编 尊严 体系性

  

   2018年8月下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在会后所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之中,人格权编位列第三编;这也标志着中国立法机关正式决定在未来的民法典之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政治决断,具有深远的政治与法律意义。在立法机关看来,这一重大的政治决断旨在“打造新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权利法典’”。在民法典分编草案的第一次审议过程中,人格权编当时就视为一大亮点,被评价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的一次生动实践”。2019年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格权编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此次的二审稿草案对一审稿进行了诸多的修订。短短四个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人格权编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考虑到此前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曾引发一些争议,比较法上也欠缺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人格权法的立法存在相当的立法难度;特别是与其他各编(物权、合同、婚姻、继承、侵权责任等)不同,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一部人格权的单行立法。因此,人格权编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前无古人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ww.edf678.com界对人格权编草案理应给予比其他各编更高程度的关注,以确保民法典的立法质量,切实提升中国的人格权的保护水准,也为比较法贡献中国的模式与方案。就此而言,2019年8月下旬立法机关所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三审稿就尤其值得关注。根据立法机关确定的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和安排,2019年12月,立法机关将对《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整合,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因此,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如何抓紧修订现有的人格权编现行草案,尽快形成比较完善的文本,无疑是人格权立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人格权的一般规则

  

   人格权编草案的“一般规定”部分确立了人格权的一般性规则,也是人格权编的总则,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由于有第782条之一的新规定,人格权的有关规定将可准用于身份权,因此,本章将可成为整个人身关系法的总则,其价值非同小可。为此,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和补充。

  

   1.关于人格权编的调整范围。三审稿第773条规定:“本编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如所周知,规定调整对象是中国立法的一个特色。此前草案对此表述为“本编调整因人格权产生的民事关系”;而通常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特定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与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审稿的表述显然更为合理,强调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与“保护”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其中,“享有”一词是显然考虑到人格权的独特性:其取得方式是先天和与生俱来的,由法律直接赋予,因此,其获得是静态的“享有”;这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取得方式(后天基于特定行为或事实取得)的动态特定明显不同。不过,考虑到人格权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具有积极权能(譬如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建议本条在“享有”与“保护”之间,还应增加“行使”,以突出其在传统的防御性功能之外的积极利用功能。

  

   2.关于人格权的定义。三审稿第774条第1款试图对人格权这一概念的定义加以明确,但由于采取了类型列举的方式,因此几乎成为《民法总则》第110条的翻版;民法典中的此类机械性重复显然没有必要。从立法技术来看,本条是典型的决疑论模式;然而,必须警惕的是,“过度的详细列举则既无必要,甚至还有害处……列举无论多么详尽细致,都难免挂一漏万,因为立法者在某一特定时刻的预见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法典化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起草者的‘综合’能力和判断力所能达到的高度”。这种列举还带来人格权到底是否适用法定原则的无意义争论。此外,前述条文并未揭示人格权的任何本质特征,因此,并非人格权的定义条文。当然,定义在本质上属于www.edf678.com研究而非立法的范畴。罗马法时代即有法谚:“法律中的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从法律科学的角度来看,人格权是内在于人的非财产性权利,与人的存在不可分离,彰显人的本质;其独特性一方面表现为其取得方式与生俱来,另一方面还在于其客体的不确定性,其外延边界具有高度的演进性。显然,民法典既无必要也不适宜对人格权做出定义;因此,建议删除本条。

  

   3.将现有的第791条行动自由保护条款前移至人身自由的条文部分(第774条)。草案第791条在身体权框架中纳入了“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是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身自由的重要内容。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因为行动自由往往表现为身体的移动自由,行动自由在解释上也有弹性,甚至可以涵盖从事特定活动的自由。但草案的这一做法显然也存在局限性,身体权更多的强调人对于身体完整性的维护;而行动自由则强调人身行动的自主性,不受外界干预;对身体完整的侵害显然并不必然导致对行动自由的侵害,反之亦然。因此,应将行动自由从身体权的框架中移至人身自由之下。

  

   4.二审稿草案第778条第2款关于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之中,删除了赔礼道歉,三审稿沿袭了二审稿的规定;但此修改似乎值得商榷。赔礼道歉的功能在于让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的错误,厘清是非,也给受害人一个“说法”;其功能与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相同,都在于力图将受侵害的人格恢复到侵害之前的状态。“对人身权这样一类不可恢复的绝对权而言,适用赔礼道歉对弥补受害人的痛苦有着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说来,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而损害赔偿等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侵权请求权。作为非财产性的行为责任,赔礼道歉是人格权被侵害的补救措施,非金钱价值所能衡量和替代,性质上属于恢复原状。因此,赔礼道歉的请求权并不应因时间的经过而消灭。这一责任形式在公法上亦有广泛适用,从国际范围来看,政府就历史上的错误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家属做出正式道歉的事例,并不鲜见;尽管很多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受害人或其家属仍然享有要求道歉的权利。

  

   5.集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与侵权责任法的分离。现有人格权编草案第779条规定在违约情况下,亦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条款比较孤立和突兀,有违法典的体系性。为此,需要将侵权责任编第960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迁移至人格权编加以集中规定(包括该条第2款中侵害“人格物”的精神赔偿,因为针对的同样是特殊人格利益被侵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其原因在于:首先,精神损害赔偿其实并非损害的赔偿,德国法上说它是“慰抚金(Schmerzensge)”;《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其针对“非财产之损害(immateiellerSchaden)”。在法国法上,精神损害的正式称谓也是“非财产损害(préjudicesextrapatrimoniaux)”。它更多的是一种货币化的补偿和精神安慰,主要是针对侵犯人格权的救济,针对的是所谓精神痛苦,是对受害人的抚慰;而损害赔偿则针对的是物质损失,能进行货币量化的财产损失;二者分别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的不同功能;损害赔偿以损害为中心构建,而精神损害赔偿则以加害人过错为核心。其次,精神损害具有严格的属人性,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只能由被侵权人本人主张;此种请求权原则上不得转让和继承,这与物质损害的赔偿性质迥异;而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纳入人格权编,将使得人格权编具有与损害赔偿相对应的独立责任形式,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侵权法的援引,实现二者的分离。

  

   第三,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精神损害赔偿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生命丧失、身体完整性的损害、情感痛苦、功能损失、乐趣丧失等等,其计算逻辑采取的是主观式方法论,与一般损害赔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时候只是象征性的赔偿。

  

   另外,损害赔偿以损害为基础来计算,一般不考虑过错;而精神损害赔偿往往主要以加害人的过错为中心,有时候判决象征性的一元钱赔偿。

  

   由此,人格权法将成为调整人身关系的基本法。这样的构建将使得人格权法形成一个具有完整逻辑的整体,与整体的财产法(物权、债权、继承、知识产权等)形成并立的人身—财产格局,这是对人的法律地位的巨大擢升;在同时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之后,人格权编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和逻辑自足的责任体系,而侵权责任编的损害赔偿责任则针对物质损失的赔偿;由此可构建一个逻辑上独立和自洽的人格权法。这可能将是中国民法典对于比较法一个重大的贡献。

  

   第四,在要件上取消“严重性”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及相关司法实践,判定成立严重精神损害,在侵害物质性人格权的情况下,一般要求受害人死亡或达到伤残等级;在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情况下,一般要求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工作或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无法继续、亲属关系破裂等侵权行为极为恶劣的情形;现行法律及民法典草案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客观上造成了放纵侵权人的后果,显然不利于保护受害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精神损害赔偿设定标准,是立法的矛盾,实践中会导致性骚扰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却因未达到严重程度而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公平结果。建议民法典草案取消严重性要求,允许法官根据案件审判的实际情况,来判定是否需要给予受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增设规定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在今天看来显然过时。《国家赔偿法》第35条已经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民法典而言,现有人格权编草案第779条已规定,因为一方的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方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侵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更应当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第六,修订第960条规定,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恢复为《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为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预留余地,尤其解决非营利法人的非物质损害赔偿问题。在法国法上,法人的商誉等遭受侵害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另外,如果是公益性的法人,就某人针对法人所代表的群体所进行的侮辱性言论(例如种族歧视)提起诉讼,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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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www.edf678.com》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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