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

——​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19-10-03 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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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一  问题的由来

  

   1980年以来,以林仁川、陈抗生、戴裔煊等为代表的大陆历史学家,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检讨:第一,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故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斗争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开放。第二,"倭寇" 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第三,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杀海商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此造成的东南精华地区的社会破坏,其主要责任应有统治者来承担。第四,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1]

   以上观点,[2]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故被人们称为"新论"。尽管新论在大陆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3]而在台湾学术界,类似的"新论"已几成"定论"。[4]澳门学者也倾向于"新论"。[5]

   近几年,随着国门洞开,与国际、海外学术交往的增加,人们发现,相似理论在海外早已有之。樊树志教授认为:"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6]范中义、仝晰纲先生则表示:"国内八十年代后关于倭寇研究出现的一些新观点,原来在日本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故"有些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也很明显",并引伸出"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屏弃" 的结论。[7]与此同时,台湾学者也一再敲定,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在倭寇研究方面"没有新的观点"。[8]

   可是,笔者认为,只要大陆学者(这对台湾、日本学人来讲,可能有实际困难),稍稍疏理一下自己倭寇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就不难发见,80年代海峡两岸及东瀛学者不约而同、进一步讨论的关于明代嘉靖倭寇研究的新论,早在3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萌芽,至50年代,其基本观点已有大陆学者鲜明地、独立地提出了,并引起争鸣。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出现的新思维被人们渐渐淡忘而已。

   因此,重温这些学术史,不仅仅是全面了解倭寇研究历程的需要,还涉及到中国(大陆)三代学人在此研究领域的学术建树,也有利于我们排除目前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推动明代中日交流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的撰写,即基于此。

  

二  30与50年代大陆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提出及争鸣

  

   关于嘉靖倭寇的起因等问题,从四百多年前的当事人开始,就出现了争议。但正统的观点一直是,嘉靖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抗倭完全是正义的。上世纪,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在国内经历了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等三次高潮。日本的研究节奏,也大抵如此。

  

   (一)  20世纪 3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朦胧提出

  

   当代学者通常认为,30年代国内的倭寇研究掺杂了民族情绪,除了对史料的构建,学术思想不被后学所看重。但近读杜鸣治发表于30年代初的《明代倭寇述要》,[9]其思绪和视野似乎不像我辈所想象的。

   杜文由"引言"、"倭寇猖獗之原因"、"倭寇事略表"、"倭寇之影响"及"结论"等五部分组成,全文约1.3万字。其中,在第二部分讨论倭寇猖獗之原因时,较早从"经济方面" 切入:嘉靖"倭之入寇,由于沿海居民之导引,沿海居民之导引,由于钱粮尽责诸民" 、" 赋税繁重" ,"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除居民而外,中国海盗,连倭入寇,亦为最著之事实……浙闽倭寇与海盗互为表里,而南直隶,山东,广东诸省亦然"。"倭人入寇,起于中国沿海奸民,违禁取利;富商大贾,皆与倭人贸易,海上番船,得以通行无阻,倭寇遂乘机以张也"。"寸板不许下海之禁,影响于倭寇之猖獗者至大也"。"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贾,沿海居民,皆与倭通。倭寇猖獗,理所固然也"。

   以上言论,如果转换成今天的话语,这就是:第一,走私贸易的盛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海禁,导致嘉靖倭寇的产生;第二,嘉靖倭寇不可收拾,是因为中国人参与众多。若比较一下,这些论点的学术价值,胜于同时代日本学人的嘉靖倭寇"中国人占相当比例"的观点,也可以说,是60年代台湾陈文石先生的"沿海私人贸易与海禁的冲突,似乎是嘉靖大倭寇的起因" 之先声。[10]

   此外,作者在"倭寇之影响"一节中,对倭寇与中国沿海建筑,倭寇与中日文化、外交、交通等影响,也作了探讨。尤可称道的是,杜先生还对明代中外交流史研究作了前瞻:"明代历史上最大之问题有二:一为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之考证,一为倭寇史实之研究……欲明有明一代东西洋文化构通之情形,不能不对此两大问题,作详细之探讨也"。又断言,"研究明代中日外交史者,除倭寇以外,几无可言也"。掩卷长思,笔者深深地为这些75年前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也不禁要问,我们对30年代中国学者对倭寇研究的概括,是否有失严谨与公允呢?

   20世纪40年代末,范文澜也曾提出:"因通商引起战争",故"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11]这与以往正统的观点,也是相左的。

  

   (二)  20世纪 50年代大陆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独立提出

  

   20世纪50年代,国内嘉靖倭寇研究又呈高潮,并出现了新旧两种观点的碰撞。但由于种种原因,曾经提出的新论和争鸣几被遗忘,那个高潮留给后人的印象,几乎仍仅仅是重复数百年来的观点而已。故当代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者的兴奋点,大都集中在日本50年代、台湾60年代、大陆80年代以降的成果上。可是,只要我们沿着80年代大陆学者若干论文提供的线索追溯,就不难寻找,倭寇新论,在50年代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就由我们的前辈学者鲜明地、独立地提出了。

   1955年,陈鸣钟[12]、云川[13]、尚钺、吴晗、韩大成等几乎同时对倭寇发生了兴趣 。由于前两位表达的还是老观念,故这里仅介绍尚、吴、韩的看法。因他们的思想几与世隔绝,故笔者先不得不以较大的篇幅移录原文,以便讨论。

   尚钺认为:嘉靖年间,"明帝国的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遂以它的封建权力实行禁海"。"陈九德等与朱纨的斗争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主张开放对外贸易,与明王朝统治阶级中腐朽封建势力的禁海或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斗争"。[14]

   吴晗指出:"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前期,通商热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涨。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复市舶司,和反对派形成政治斗争"。"官僚政府的法令并不能阻压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对外通商的要求了"。当时,"沿海地主把资本转移到对外贸易的,主张通商;内地地主则反对通商,主张完全禁止海上贸易"。于是,"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商业资本家和代表内地农业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两个敌对的派别,进行拼死的斗争……商业资本的发展,他们在政府里的代表,代表沿海通商派地主和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提出坚决的要求和进行顽强斗争。从这个斗争的实例说明了商业地主的代表出现于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意义"。[15](按:吴晗上述思想的基本观点,其实早在1943年就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公开发表而已。详见吴晗遗作:《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4-35页。)

   韩大成也承认:明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也便越来越强烈。这一矛盾反映在明王朝内部便出现了'严海禁'和'弛海禁'的斗争。但是经济的力量决不是任何强力所能阻止的。因此,尽管明王朝一禁再禁,但是私人海外贸易却在不断扩大,并日益显示出不可遏止的趋势,嘉靖时朱纨的死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16]

   接着,左云鹏、刘重日对上述观点做了总结与发挥。他们以为:嘉靖朝"商人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更具有尖锐的性质,东南'倭乱'即其斗争的形式。由于沿海贸易对各阶层人民都有切身利害关系……海商之所以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是和皇朝的海禁政策分不开的,他们既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自然就要用自己组织的武装来保护贸易的安全了。嘉靖朝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这就不能不使这一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中国海商为维护自己利益而以武装贸易与皇权相对立;外国商人则尽力争取合法贸易的范围的扩大,日本诸道争贡的事实就说明了这点。但结果皇朝却相反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这就严重违反了中外商人的利益,遂至造成了十多年的商业战争……因而这次战争是以中国商人为主的反海禁的战争……如果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17]

   综上所述,虽然,这些思路还不如80年代的理论来得较为系统和完整,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新论的核心部分,如官逼民反的"反海禁说"、中国商人为主导的"国内战争说"、主张对外通商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潮流,以及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等基本思想已明确地提出。不仅如此,相对于后者,这些先哲的若干思维反而更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当代中国本土持新论者,有把嘉靖倭寇往农民起义身上靠拢,或者主要讨论下层民众的倾向。然50年代的先行者,更关注上层和富人的冲突与作用。如左、刘的论文还特别提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人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历来都有官品士大夫的参加,并为商人张目,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海禁斗争中,闽浙官品士大夫公开反对皇朝的代表朱纨,使其不能贯彻海禁政策……"。  

我想,在官本位的明王朝,没有士大夫、贵官家的推波助澜,通商的热潮是不可能如此高涨的。而关注朝廷命官、地方乡绅、势家大族等在通商和倭寇中的作用,既是嘉靖时期的当事人,如朱纨等一再强调的,却又是日本50年代、台湾80年代以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再如,他们把"争贡"事件,归结为"外国商人则尽力争取合法贸易的范围的扩大" 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所致。这似乎比当代大陆争鸣双方(持新论者认为发生暴力是偶然的,另一方则断定"争贡"事件是嘉靖倭寇的发端)的心胸和视野,都更为宽广。经济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外商人的权利都应兼顾。16世纪中叶,无论是西方的葡萄牙还是东邻的日本,他们来到那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明帝国,首要的目的就是商品交易,从中牟利。而只有设身处地考虑到,在明廷"寸板不许下海"的高压政策面前,坐大了的中国商人,顿时内外交困、倾家荡产;一心想来中国发财的、武装了的外国商人,处处碰壁,血本无归(如果葡萄牙人不能在澳门落脚,事态会变得更糟)的情景下,暴力反抗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些都是我们想弄清楚那段历史所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内地当代学者往往对外国商人视而不见,这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国际贸易,怎可仅讲明朝一方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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