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 次 更新时间:2019-10-06 0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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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琛  

   自1926年8月26日起,鲁迅由北京南下,中间一年有余,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最后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并在此度过余生。忆及这一年的辗转飘零,鲁迅颇为感慨:“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①南下漂流两省制造的热闹与静寂,乃是鲁迅与国民革命交织碰撞的结果,而个人之“橄榄式”的跌宕体验,其实也正是革命之起落无常的惯常历史样态。大革命的1927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并决定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日后走向。鲁迅如此描述彼时的中国:“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②值此生死未明的历史关节,民国知识者如何因应国民革命的兴衰起落,非但关系到个人之歌哭荣辱,亦与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休戚相关。鲁迅在革命大潮中的空间漂流与文化回应,敞开了一个介入这个大时代的别样视野,让人们在反思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之复杂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思想生产的“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革命、革革命:从北京到广州

  

   民国建制未久,鲁迅便“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冲决奴隶时代的循环,创造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被鲁迅寄望于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鲁迅被卷入革命大波,固然系敏感于时代趋势,但更切身的因缘在于,他的个人生活正为恋爱冲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小革命。

   自与周作人失和,被迫逃离八道湾居所,鲁迅即被屈辱和失落包围。极端抑郁的状况中,鲁迅亦试图展开新生活,而与许广平的恋爱,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自1925年3月11日进入鲁迅生活始,许广平即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击,二人日后出版的《两地书》,即再现了一场个人情感革命酝酿、爆发的全过程。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从北京南下,于上海分手,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到广州。然而,在厦门不过4月有余,鲁迅便赶往广州。去广州之前,鲁迅在信中倾诉衷肠。意思概括有二,一要反抗过去;二为憧憬爱情,“我可以爱”,“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④抵达广州的鲁迅,与许广平几乎朝夕相处,枯木逢春般的感受,被他隐隐透露于《朝花夕拾·小引》中:“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⑤

   恋爱小革命的爆发,是源于许广平的刺激。不过,许广平进入鲁迅生活,却是因为女师大风潮的困境,并希望从鲁迅那里获得支持。之后,鲁迅介入风潮,他一方面以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来赋予学生运动以合法性:“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⑥另一方面,鲁迅直接走上学潮前台:1925年5月12日,鲁迅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并代拟递交教育部呈文;5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等7位教员,在《京报》联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同年8月日记中,鲁迅记载去“女师大维持会”13次。女师大风潮最终以学生胜利告终。与五四时期通过文艺创作间接进行社会启蒙不同,女师大风潮中的鲁迅直接介入学生运动之中,并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一年之后,在由厦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兴奋地写到:“不过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⑦

   这一时期的鲁迅,像一枚革命火种,所到之处,总是风潮不断。实际上,经由女师大学潮的广为传播,鲁迅已经奠定起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他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⑧虽然觉得此地学生幼稚且无“特出者”,“但为鼓动空气计”,依然要怂恿他们或办刊物⑨,或做好事之徒⑩。有意无意间,鲁迅又鼓舞起厦大学潮。学潮酝酿之际,鲁迅便预感山雨欲来:“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11)鲁迅为此得意不已:“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12)又一次成为学潮中心的鲁迅踌躇满志,以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做改革运动”(13),并期待到广州中山大学去大显身手(14)。

   相对于自由恋爱的个人小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志在改造大学体制的学生风潮,无疑就是一场鲁迅可以介入、掌控的中等革命。不过,诸般学潮却非孤立运动,而是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南下既为个人境遇所迫,也有南投革命的动因存在。其时,作为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吸引了很多知识者。鲁迅在1927年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15)。由此可知,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展开,乃是大势所趋,国家各个层面的人事,都不能不受其影响。鲁迅南下初衷本来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16)然而刚到厦门,鲁迅即欣喜于此地人民思想“其实是‘国民党的’,并不老旧”(17)。鲁迅俨然已与民党结成一条战线,不但指认顾颉刚系反民党的“研究系学者”(18),且极力鼓吹党同伐异的革命精神(19)。

   至于到广州中山大学去的缘由,也被鲁迅提升到国民革命的高度。“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于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20)。怀抱革命梦想,鲁迅就任中山大学职务。在此期间,鲁迅忙于中山大学教务改革的同时,又以五四先驱的身份四处演讲,鼓吹革命、赞颂北伐,激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21)。与此同时,鲁迅发展出一种绝对主义的“永远革命观”:“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22)。而在edf壹定发娱乐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先于革命edf壹定发娱乐,唯有改天换地的大革命,才能彻底改变edf壹定发娱乐的色彩,并形成崭新的edf壹定发娱乐(23)。

   实际上,早在1926年3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鲁迅曾经表达过这种“永远革命观”。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24)毋庸讳言,国民革命中的鲁迅,为历史洪流所裹挟,完全陷落于革命狂热之中,认为革命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25)。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革命本身俨然就是新的人伦、礼教和天道。

   南下广州的鲁迅,近乎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革命者。不妨这样说,与许广平自由恋爱、相约南投,是事关个人解放的小革命;辗转数地鼓舞青年、支持学潮,是反抗政教制度的中等革命;落脚广州响应北伐、鼓吹革命,则是颠覆社会体制的大革命。如果革命精神确如鲁迅所言,真得能够“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当然最好不过,于是人人无需烦恼,只管革命、革革命。然而问题是,革命及其亢奋总是转瞬即逝,包括鲁迅在内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必然要面临革命终结的危机,以及“革命后第二天”的抉择。

  

   二、革命后第二天:从广州到上海

  

   革命的幽暗总是显现于成功之际。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除却称颂革命,他还畅想了革命成功后的edf壹定发娱乐,以为先是会有“讴歌革命的edf壹定发娱乐”与“凭吊旧社会的挽歌”,然后“大约是平民edf壹定发娱乐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6)。不过,革命的现实后果却是“只剩了一条‘革命edf壹定发娱乐’的独木小桥”(27)。伫立独木桥前的鲁迅,不得不选择沉默,原因即如他自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28)。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惧,或者就来自于革命后第二天的状况:革命变成复辟,解放变成压抑,战士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29)。

   鲁迅在黄埔军校畅言革命之后未及数日,4月12日,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清党,4月15日,广州国民党政权跟进反共政变。反革命运动让鲁迅极为震惊,并意识到革命的代价:“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edf壹定发娱乐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30)不久之前还畅言革命的鲁迅,如今却担心自己也有可能被革命的反动所吞噬。

   本来怀抱革命梦去到广州,然而不过数月功夫,鲁迅就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于是“便被从梦境放逐了”(31)。实际上,鲁迅并不意外革命的暴力,而是惊讶于革命似乎不过是吃人筵宴的再一次循环上演,并由此彻底崩毁进化论的思路。革命失败并不仅仅是鲁迅的观点,而是那个时代的共识。胡适认为,清党虽导致“国民党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就渐渐被这沙汰的运动赶出党外,于是国民党中潜伏着的守旧势力一一活动起来,造成今日反动的局面。”(32)然而,反革命形势的形成,恰恰始于革命的开端: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按照苏共模式改组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这个党治政治模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内在之自我纯化的组织建构与外在之党同伐异的一体化社会建构,导致其必须不断进行清党、专政,并最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党治国家。即便国民革命再从头做起,注定还是将以平庸的反革命告终。

   国民革命失败带来的最致命伤害,主要在于让鲁迅丧失了对青年的期望,并幻灭于自己作为青年导师的意义。追溯来看,鲁迅真正奠定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是来自于他1925年对于女师大学潮的介入。然而,及至夺权之后,曾经的学生领袖也为学潮所困扰,进而反对学潮。1926年,许广平出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一职,并很快卷入了一场新的学潮。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许广平这一次是以当权者的身份,全面践行党化教育的各项措施。在致鲁迅的信中,许广平道尽自己反学潮的党派性(33)。许广平的转向并非偶然,因为以主张公理、改革校务的革命开始,却以“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为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34)告终,几乎是学潮的共同命运。厦门大学风潮经由国民党党部调解得以解决,结果之一就是全面实行党化教育。至于要实行教授治校的中山大学,亦同样致力于党化教育。导致鲁迅认为自己“竟做了一个大傀儡”,“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35)非但党化教育在各级学校普遍展开,而且随着北伐胜利,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发生极大转变。1928年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运动》。次年,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要求学生活动应限于校内。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学潮至此已走到末路。到上海的鲁迅,从此疏离学院,除却要坚持独立批判立场之外,应该也关联于学潮失败及教育党化的革命后果。

国民大革命以“清共”告终,学潮中革命以实行党治教育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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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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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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